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在线看书
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任放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明清以前骗子文化的两个特点
骗子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文化本质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或者反动；从文化形式的两个特点上讲，两者互相联系且有互动关系，可用相生相击，此消彼长以蔽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容。
中国历史自明清以前的漫长岁月，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尚未产生，商品经济没有产生，当然更谈不上发展、发达了。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骗子文化呈现出两个特点：
首先是主流文化对骗子文化的贬斥、打击。?
以孔子学说为内核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其文化精神是以强调“学而优则仕”，而从政为治之道，重要的关键又是“平直真实”，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也事事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人和事，乃至一切。平直真实，从字面上讲指的是平恕、正直、真诚、实实在在，其含义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诚”字。人只有做到了平直真实，众正积于其上，万事实于其下，最终也就达到了“先王之道”，即达到了政治上的大治局面，也就是政治的“清明”。追求海晏河清、万世清明一直是传统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大目标；反之，虚伪诓诈、贪婪营私的丑恶行径一旦泛滥，社会风气便会败坏，人心日下，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黑暗与腐败，严重的便会亡国灭族。因此，“正、诚”是当时贯穿一切主流文化的真髓。
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指出：“巧诈不如拙诚”，意思就是一个人无论心思多么机灵诡巧，只要一涉及到“诈”字，此人就不可取了，而且只有拙笨、诚实才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这段话对于骗子的最终结局来讲，未必不对。问题是一味地劝人两耳不闻诈骗事，一心埋头修行真善美的结果，往往是令世人对诈巧行骗之事失去警惕之心。
儒学之所以被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文化奉为圣灵，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欺骗性。上述历代统治者、主流文化对诚、正的推崇，对骗、诈的打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使奴隶、农民们“修成正果”，无非是为了便利于自己的统治，老百姓心思拙朴，老实无知，岂不便利了统治者的管理？ 
其次，世人对行骗的无知，从客观上推动了骗子文化在隐潜形态下的发展。
骗子在某处行骗，一个骗术的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骗环境，而其中被骗对象的觉悟程度又起很大的作用。设若一个文明世界的凡夫俗子误入“桃花源”，面对一群不识“之乎者也”的愚民，行起骗术来岂不是如鱼得水？我们在前面讲述的骗例中大多可以看出这种规律性特征来。人心之欲望固然是骗术成功的突破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被骗者对行骗的警惕程度的高低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翻检史书，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式的皇权、君权争夺中，真可谓“机关用尽”，而在统治者的日常政治活动，亦即“牧民”过程中，平息争端，加重赋税，权力争夺等等，无不是用尽诈谋，倒是有少数几位正直、诚实的官员，如海瑞、林则徐等，却无一例外遭到了排挤、打击，最终落得个流放、下狱的结果。在骗诈成习的大染缸里，又岂能容得下白布的清高？

明清时期的市民文化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随之发生变迁，哲学对社会与人生进行了新的思索，一种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从而为骗子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
明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已初露端倪。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狷狂”之士，如唐寅、祝枝山、桑悦、徐威、张灵等人。唐寅“放荡不羁”，曾刻一枚图章，自封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从他的《桃花庵歌》中也可看出他的“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的独行乐趣，歌词云：“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唐寅因为不拘泥于“礼”的约束，在民间留下了不少逸事。如他曾伪装成玄妙观的募缘道者，以修茸姑苏玄妙观为名，募得黄金五百两，然后“悉如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辄尽”。（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民间《三笑姻缘》的传奇故事，便是以他为主角虚构的。钱大昕曾有诗赞唐寅：“土木其形骸，冰雪其性情”，“狂士标格，才子声名”。（杨静：《明唐伯虎先生寅年谱》）
祝枝山与唐寅交好，亦为著名“狂士”。两人时常在一起游玩取乐，“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造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枝山还有一书，名《祝子罪知》，毫不介意传统定论，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史加以价值重估，“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其举刺于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批“狷狂之士”的出现，将一股新鲜空气输入了封闭严密的意识形态系统。虽然这种影响、风潮只限于江南一隅，却给当时的理学势力造成了不小的震动。后世屠隆、李贽等人的“异端邪说”，都发源于此。等到王学崛起，明初沉寂的思想局面便被一举击破。
王阳明的“心学”造成了理学的瓦解，其对明代理学的解构性，不异于“石破天惊”。“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作为理学家，王阳明与朱熹同样以建立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然而，朱子的哲学并没有给人以地位，王学则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随着哲学家们关注的重心从外在的“天理”规范转向内在的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然之性，如性、食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在明代中后期被加以注意和强调。?
王阳明的门下弟子王艮，是明代中叶率先高扬人的自然之性的先导性人物。王艮之学被称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王阳明学说中的若干“异端邪说”的因子，在这位“泰州学派”的创立者手中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王艮改造了陆、王一系所确定的“心”的伦理特性，而赋予“心”一种自然本质，此所：“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王心斋遗集》）
王艮所强调的显然是人的自然的不受既有观念污染的纯真的本性，以此来对抗仁义道德的“天理”决定论。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即“百姓日用即道”。这个“百姓日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在理学家那里显得是“万恶之恶”的“人欲”便反成为了天经地义的“道”。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在“泰州学派”日渐张大的势力面前，受到了强劲的冲击。?
起于龙溪之学的徐渭也在学术主张上与泰州学派不谋而合。徐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不但长于诗、词、古文、戏剧、书法、绘画，而且精通哲学，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徐渭性格“通脱”、“豪恣”、“不羁”，“眼空千古，独立一时”，是一位很狂的“名士”。其思想基点是自然人性，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徐渭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天性，而不应该以外在的种种规范来束缚、戕害自然人性。徐渭对自然人性的注重，融贯于他的艺术实践之中。他的画用笔纵横无羁，线条刚健恣肆，水墨酣畅淋漓。他甚至将水墨直接倒在纸上，随其散化之形而作勾勒。其胆大气雄、纵横不可一世之态，远非前人所能比拟。同时画家内心的痛苦、激动、寂寞以及人格的真诚与精神的自由奔放，都淋漓尽致地流泻于画纸之上了。 
徐渭在明中后期的文学艺术界鼓吹自然人性，李贽则在思想界高声应和。李贽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对“自然人性”、对“人欲”的热烈首肯。与徐渭人心“莫非自然”论异曲同工，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人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童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李贽所谓的“童心”，其实也就是“人欲”，在这个问题上，李贽充分发挥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他在《焚书》第一卷《答邓石阳》中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根据李贽的说法，人间的道德观念、世间的万物之理，既不是王阳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们对“衣”与“饭”，即实在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要求，既然如此，人们的“私欲”、“物欲”等等，乃至于“好淫”、“好财”也就都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了，因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无私，则无心矣”。（《藏书》第24卷《德业儒臣论后》）
徐渭、李贽肯定“人欲”，汤显祖也从戏剧界开始掀起了以情反理的浪潮。汤显祖认为“情”是人性的根本：“性无善无恶，情有之。”“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诗文集》第3卷）
他认为人生一切，莫不以“情”为主宰，他的戏剧创作，就是为胸中不可遏制的情所驱使。著名的《临川四梦》，充满浪漫色彩的《牡丹亭》，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的“至情”之作。
李贽、徐渭、汤显祖们对人自然之性的热烈赞扬，发之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格局。他们别开生面的呐喊，推动了思想界中肯定“私欲”正当性的思潮日益强大。这一时期大为繁荣的小说、戏剧也竞相以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屠夫、小贩、商人、妓女、牧童、绿林、骗子、货郎等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翁，而一改过去那种以帝王、将相的发迹史作为描摹对象的文学作品形式。“好财”、“好色”成为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与此同时，以唐顺之、归有光作为代表的“唐宋派”，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竞陵派”，相互推引，以“独抒性灵”、“直抒胸臆”的创作，鸣奏出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主旋律。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包括“好财”、“好色”在内的人的私欲的肯定，都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确乎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撞僵化文化结构的早期启蒙思潮，它孜孜追求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于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调，而藐视以至圣至贤作为终极追求的理性教条，憎恨那种种假道学及满嘴仁义的伪君子。这一种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与民间风尚，在明代中后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有面貌各异的体现。这种启蒙主义文化思潮，正像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时代的精神曾经采取了这个转变；它放弃了那灵明的世界，现在直接观看它的当前的世界，它的此岸，随着这样一个变革，经院哲学便消沉了、消失了，因为它和它的思想是现实世界的彼岸。……于是，人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
这正是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的思想方向，它预示着一种讲求人性、尊重人性的近代社会的到来。?
清代思想家中对封建禁欲主义抨击得极为尖锐的斗士首推戴震。他沿着人文思潮中“人与自然”统一的思路去剖析宋明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论：“欲者，血气之自然。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礼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实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在同书中他又说：“宋以来儒者……其辨乎理欲，犹之执中无权。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而这种“绝情欲”之论，为祸天下，成为尊者、长者、贵者满足一己私欲，虐杀“卑者”、“幼者”、“贱者”的器具。
纪昀对宋明理学也展开过严厉的抨击。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中，记录了如下一则故事：“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末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嘻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公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趔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走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一对两小无猜、情窦初开的小儿女，竟至于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礼教压制之下葬送了青春的生命，这就是戴震所抨击的“后儒以理杀人”、“理欲之辨，造成忍而残杀之具”的现象的形象化写照。?
纪昀对当时理学所依赖的“元典”的荒谬性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指出非元典之错，而错在腐儒的曲解元典。他说：“《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情之至也”，因此，“不近人情，又焉知《礼》意哉”，他进而明白地表示：“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令人深思的是，纪昀在上则故事的结尾，安排了一个冤魂化为厉鬼，某公殁时，犹喃喃自语“非我不可于礼不可”的结局，对理学家愚顽的讥讽与鞭挞，活灵活现。
总之，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启蒙时期，肯定人性、人欲之合理，张扬人的主体性精神，是当时文化启蒙的性格。开启民智、反映众生，是当时文化的主题。在此大背景下，一批反映市井生活、再现诈骗生涯的骗子文化作品便应运而生，从而也使得我们今日的研究工作有了客观、形象的资料。
受时代风潮的影响，在文化启蒙理性高扬的直接推启之下，明清小说的叙述主题与对象已然发生了转移，关注黎民苍生、描述市井风情一时成为了小说的主流。虽则小说在明清时代被视为“小道”，为士大夫所不齿，但终究其广泛的影响力与普泛的传播面是世人无可忽略的存在，在浩如烟海的明清小说著述中，骗子、骗技、骗语等骗例实施过程多有展露。本书从其中选录若干篇节以慰读者。?
《喻世明言》第一卷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就有一则骗色的过程实录：
?
光阴似箭，又是一年的七月初七了，正是三巧儿的生日。婆子早备下两盒礼品，与她做生日。三巧称谢了。留她吃面。婆子说：“老身今日有些穷忙，晚上再来陪大娘，看牛郎织女做亲。”说罢自去了。下得台阶走了不几步，正遇着陈大郎。路上不好讲话，走到一外僻静地。陈大郎皱着眉头埋怨婆子说：“干娘，你真是个慢性子！春去夏来，如今又立秋了。你今日也说尚早，明日也说尚早，却不知道我是度是如年。你再拖延几天，他家丈夫回来了，此事便付了东流水，却不活活害死了我，阴间我也要来索你的命。”婆子说：“你休胡说，老身正要相请，你来得恰好。事情成与不成，只在今天晚上了，你必须依我行事。如此这般，全要轻轻悄悄，不要带累他人。”陈大郎点头称是，说：“好计，好计！事成之后，定将厚报。”说罢，欣然而去。
午后细雨微茫，到晚上却没有星月。婆子黑暗里引着陈大郎埋伏在附近，自己却去敲门。晴云点了个纸灯，开门出来。婆子故意把衣袖一摸，说：“失落了一条临清汗巾儿。姐姐，劳烦你帮忙寻一寻。”哄得晴云提了灯往街上走了几步去寻，这边薛婆得了空，先引陈大郎到楼梯背后的空处埋伏好，便叫起来：“有了，不要寻了。”晴云说：“恰好火也没了，我再去点个灯来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两个黑暗里关了门，摸上楼来。?
三巧儿说：“你什么东西丢了？”婆子说：“就是一条小手帕，是个冤家给的，虽不值什么钱儿。”三巧儿取笑道：“莫非是你的老相好送的表记。”婆子笑道：“也差不多。”当夜两人耍笑饮酒。婆子说；“既是节夜，不如赏下人也都吃点酒，有点节日夜的气氛。”三巧儿听了，便吩咐下去，众下人喝得大醉。一边饮酒，二人一边说话。婆子问：“官人如何还不回家？”三巧儿说：“算起来也有一年半没回来了。”婆子说：“牛郎织女，也是一年一相会，你倒比他多隔了半年。常言说得好，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人哪一处不是风花雪月，只是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儿叹了一口气，低头不语。婆子说：“是老身多嘴了，今夜里牛郎织女佳期相会，我们也只管饮酒作乐，不该说伤情话儿。”说罢，便斟酒去劝那妇人。约莫半醉时，婆子问道：“大娘几时上嫁的？”三巧儿说：“十七岁。”婆子说：“破身迟了些，却也不吃亏。我是十三岁上就破了身。”三巧儿问道：“你怎么嫁得如此早？”婆子回答道：“论起嫁，倒是十八岁了。不瞒大娘说，因为我自小在隔壁东家学针指，被他家小官调戏，一时间贪他生得俊俏，就应承下来了，刚开始时觉得很痛，后来就觉得快活了。大娘你可是这样？”三巧儿只是笑，不说话。婆子又说：“自从开了头，以后便丢不下了，心坎里时时发痒，日间还好过，夜晚就好难过哩。”三巧儿说：“想你在娘家时破了身子，以后又是如何妆成黄花闺女嫁出去的？”婆子说：“我的老娘替我想了个办法，也就教了我一个童女方子。”三巧儿说；“你做女儿时，夜间也少不得独睡的。”婆子说：“记得我在娘家时节，哥哥经常出外，我便和嫂子做一头睡，偷偷学男子汉行事。”三巧儿说：“两个女人做对，有什么好事？”婆子走过来，挨着三巧儿那边，坐了下来，说道：“大娘，你有所不知，只要大家知情知意，也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儿举手将婆子的肩胛上按了一下，说道：“我就不信，你只是撒谎。”婆子见她春心己动，便有心去调戏她，说：“老身今年五十二岁了，夜间常痴性发作，打熬不过，亏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儿说：“你老人家打熬不过，终不成还去偷汉？”婆子说：“我是个残花败柳，如今有哪个要我呢？不瞒大娘说，我也有个自得其乐的救急法子，等会儿上床上去与你细讲。”?
正说着，一只飞蛾在油灯上盘旋，婆子便把扇子来一扑，故意扑灭了灯，叫一声：“唉呀，老身自去点个灯来。”说着，便去开楼门。陈大郎已自走上楼梯，伏在门边多时了。——这都是薛婆预先设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带个取灯儿去了。”又走转来，引着陈大郎到自己榻上伏着。婆子下楼去了一回，又上来道：“夜深了，厨下火种都熄了，怎么办？”三巧儿说：“我点灯睡惯了，黑乎乎地，好怕人！”婆子道：“我来伴你睡怎么样？”三巧儿心里正想问她救急的方法是什么，便应道：“也好。”婆子说：“大娘先上床，待老身关了门来。”三巧儿自先脱了衣服，上到床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罢。”婆子应道：“就来了。”就在榻上拖陈大郎下来，陈大郎已自先脱了衣服，赤条条地就往三巧儿床上走去……
这是一则骗奸的例子。明清社会风气的严整肃穆其实只在学人儒生间，或者说只挂在道貌岸然者的嘴上，真实的市井生活中却充满了这种赤裸裸的肉欲、财欲之骗。
《金瓶梅》、《红楼梦》中这类骗色的事例不胜枚举。《醒世恒言》中有“汪大尹火烧宝莲寺”一卷，记载了当时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的和尚们设机关、挖地道来奸淫信佛的善女。佛门尚且如此，当时市井社会风气便可想而知。?
《喻世明言》中有许多骗人钱财的骗例。虽然作者冯梦龙的出发点是想救治人心，劝人为善，充满了因果循环，恩怨相报的封建迷信思想，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骗人钱财的“时风”。
有一个人姓金名孝，年长未娶。家中只有个母，自家卖油为生。一天挑了油担出门，中途因为内急，走上茅厕大解，捡得一个布裹肚，里面有一包银子，约莫有三十两。金孝不胜欢喜，便挑起担子回家，告诉老娘说：“我今天有造化，拾得许多银子。”老娘听了，大吃一惊，说：“莫非你做了什么坏事，偷来的？”金孝说：“我几曾偷过别人的东西，却那样说话！这件裹肚，其实不知是什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的，幸亏我看见了，拾取回来。我们做穷生意的人，是很难碰上这大宗买卖的，明天去用作买油的本钱，却不比赊别人的油卖要强了许多？”老娘说：“我的儿呀，常言道，贫富自有天定。你若是命里有时，就不该出生在我们卖油的家里了。依我看来，这银子虽然不是你设心谋划来的，却也不是你辛苦挣来的，只怕咱们是无功受禄，反受其殃。这银子，不知是本地人的还是远方客官的？也不知是人家自家的，还是借贷来的？一时间失脱了，抓寻不见，这一声烦恼就很大了，只怕害了人家性命了，也不可知。曾听说古人裴度还带积德，你今日赶快到拾银之处，看有什么人来寻找，便引来还了人家的银子，也是一场阴德，皇天必不负你。”
金孝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被老娘训斥了一场后，边声应答道；“说得是，说得是。”便放下裹肚，跑到茅厕边去。只见一群人正闹闹嚷嚷地围着一个汉子，那个汉子气忿忿地叫天骂地。金孝走上前去问他缘故。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为上厕所时解脱了裹肚，丢失了银子，找寻不着。只道是掉进茅坑里了，便喊了几个泼皮来，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围着闲看。金孝便问客人道：“你银子有多少？”客人随口胡乱应道：”四五十两。”金孝人老实，便说：“可是用白布裹肚么？”客人一把扯住金孝说：“正是，正是！”又说，“可是你抬着了，还了我吧，情愿出赏钱。”众人中有快嘴的就说：“依着道理，平半分才是。”金孝说：“真的是我捡了，放在家里，你只管随我去便了。”众人都想道：“捡了钱财的人，都巴不得瞒住别人。哪曾看到这个人还到处去寻主人还他的？也真是异事。”金孝和客人起身时，围观的人一哄也都散了。
金孝到了家中，双手捧出裹肚，交还给了客人。客人捡出银包看时，晓得是原物不动。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按众人说的要与他平分，便使了外坏心思，反欺负金孝说：“我的银子，原说是有四五十两的，如今只剩下这些了，你已藏了一半了，可要拿出来还我！”金孝说：“我刚才拾得回来，便叫我老娘逼着出门，寻访失主还他，何曾动过你的一分一毫？”那客人赖定短少了他的银两。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将金孝一把头发提起，像抓了一只小鸡似的，放倒在地，捏着拳头就打。引得金孝七十岁的老娘，也奔出门前叫屈。众人都有些不平，似杀般嚷叫了起来。?
恰好县尹相公正在街边巡视，听得喧嚷，歇了轿子，吩咐手下拿来审问。众人中有怕事的，早己四散走开了；也有几个胆大的，站在一旁看县尹相公怎样断案。?
二人当街跪倒，各诉其情。县尹问道：“谁做证见？”众人都上前禀道：“那客人丢了银子之后，正在茅厕边寻找不着，准备叫几个人下茅坑去淘摸的，却是金孝自己走上来承认了，引着客人回去还了他。这些都是小人们众目共睹的。只是银子数目多少，小人们却有所不知。”县令说：“你们两下里也无须争嚷，我自有道理。”便命令手下做公的带那一干人到县衙来。县尹升堂，众人跪在下面。县尹喝令叫取裹肚和银子上来，吩咐库吏，把银子兑准后回复。库吏称完后上复道：，“有三十两。”县尹又问客人道：“你的银子到底是多少？”客人说：“五十两。”县尹又问：“你的银于丢失了以后，是你看见他捡取的，还是他自家承认的？”客人说：“实是他亲口承认的。”县尹说：“他若是要赖你的银子，为何不全都昧了？却为何只藏起一半，却又自家招认出来？他拾的是三十两，这银子显然不是你的，必然是另外一个人丢失的。”客人说：“这银子实在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领回去三十两。”县尹说：“数目不对，如何能冒认得去？这银两合断与金孝领去，奉养老母；你的那五十两，自家去寻。”断词一下，众人欢呼，客人只得含羞噙泪而去。（《喻世明言·陈御史巧勘金银铜》）
这是一则教人为善的故事，在《警世通言》第25卷也有类似的故事。故事的主题趋向这里我们暂不予以讨论，只是从骗例的实施过程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明代人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与生活旨趣，体认当时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骗局，认同当时人心财欲的合理存在性，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个姓施名济的人，父亲生前将一缸缸黄金白银散埋于庭园各处，死时却没有遗下片言只语，这个施济自然也无从得知其父的埋金处所。后来施济以举家之力周济一位桂姓的落难人，并让桂生一家人依附自己，男耕女织，繁衍生息。?
也是命运使然。有一年腊月初一日，桂生照例在桑枣园中面对银杏树烧纸钱奠酒。忽然看见一只白老鼠，绕树走了一圈，径直钻到树底下去了。桂生看时，只见树根浮起处有个盏大的窍穴，那只白老鼠兀自在穴边张望。桂生说给老婆听，莫非这老鼠是神道现灵？孙大嫂说：“马瘦毛长，人穷智短。常听人说金蛇是金，白鼠是银，却没有神道变鼠的话。”?
不过信也好，不信也好，夫妻二人还是扛起锄头乘着夜色去挖，不想还真挖出这宝贝，二人从此大富，瞅着个机会远走他乡做了员外。当然，为富不仁的桂员外最后忏悔了，这是后话。（《警世通言·桂员外送穷忏悔》）
总之，透视明清时期若干文化史资料，不难看出骗子文化同市民文化乃至居于主流的官方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是由中国的多维演进方向与小农经济的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