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脱逃罪共同正犯既未遂及罪名设置——尤其从纯正亲手犯的角度

【正文】
    

【作者简介】
蔡桂生，系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注释】
[①]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②] Roxin, Leipziger Kommentar, 10.Aufl, 1978,§25 Rdn.31.转引自陈子平：《共同正犯与共犯论：继受日本之轨迹及其变迁》，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17页。
[③] 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7版），台湾大学法学院2000年版，第79—80页。
[④] 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⑤] 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7版），台湾大学法学院2000年版，第96页。
[⑥]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2页。
[⑦] 德国刑法典第121条：（1）犯人聚众协力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1.对监狱官员、其他公务人员或受托对其实施监督、管理或检查的人员进行强制（第240条）或人身攻击的，2.暴力脱逃的，或3.暴力协助他人脱逃的。（2）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3）情节特别严重的，处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节特别严重一般是指行为人或其他参与人：1.携带射击武器，2.意图在行为时使用而携带其他武器的，或3.暴力行为有引起他人死亡或重伤危险的。（4）受保安监督之人，视同第1款至第3款意义上的犯人。
[⑧] 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第300条规定：（1）释放因法院裁决、法院或行政机关的命令而被拘禁之犯人，诱使其脱逃或对其脱逃提供帮助的，如果行为人未依第196条（使官方命令的教养措施无法进行）或或第299条（庇护）处罚，处2年以下自由刑，或360单位以下日额金的罚金刑。（2）犯人诱使其他犯人脱逃，释放其他犯人，或在其他犯人脱逃时提供帮助的，依本条第1款处罚。
[⑨] 瑞士联邦共和国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310条规定（释放犯人）：（1）以暴力、威胁或诡计释放被拘留者、犯人或其他因官方命令被关押之人，或帮助其逃跑的，处监禁刑。（2）聚众实施上述行为的，每个参与聚众者均处监禁刑。对人或物实施暴力的参与聚众者，处3年以下重惩役或1个月以上监禁刑。第311条规定（犯人暴狱）：（1）犯人或其他因官方命令被关押之人，为实现下列目标而聚众的，处1个月以上监禁刑：①联合对监狱官员或其他监管人员进行攻击的；②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强制监狱官员或其他监管人员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③暴力越狱的。（3）对人或物实施暴力的参与人处5年以下重惩役，或3个月以上监禁刑。
[⑩] 法国1994年新刑法典第434—27条规定，在押人犯采用破门、破墙、暴力或贿赂手段，摆脱其受管束之看守的行为，即使该行为系由第三人与之串通实施，均构成当罚之越狱罪。越狱罪处3年监禁并科45000欧元罚金。当然法国新刑法典还在第434—30条规定了暴动越狱罪等情况。
[11] 西班牙刑法典第469条规定：罪犯越狱时对他人实施暴力或者胁迫行为，或者对物使用武力的，处6个月以上4年以下徒刑。第470条主要规定了参与越狱的行为，这主要是针对参与犯罪，一般是通谋、提供帮助，具体有三项：①在囚禁中或者服刑中参与越狱的，处6个月以上1年以下徒刑，并处12个月到24个月罚金。②对他人适用暴力、胁迫、对物使用武力或者利用贿赂越狱的，处6个月以上4年以下徒刑。③如果实施以上行为的人为第454条（配偶和亲属）所包括，法官或者法院根据其造成损害和适用的威胁、暴力的，处3个月至6个月罚金。
[12] 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下册，增订4版），神州图书2004年版，第212页。
[13] 参见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页。
[14] 行为犯和举动犯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即都不以实际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举动犯的既遂以着手实行犯罪为标志，而行为犯只有当实行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过渡到既遂状态。（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页。）
[15] 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册，增订7版），台湾大学法学院2001年版，第351页。
[16] 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册，增订7版），台湾大学法学院2001年版，第218—219页。
[17]从客观上看，共同正犯的成立还要求每个行为人的分工对于整体计划的实现都具有相应的功能，从而使每个正犯的行为都成为整体计划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这个认识，在理论上也被称为功能行为控制说。（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18] 间接正犯对被利用者的干预须是直接的（所以不作为犯罪就不可能），然后间接正犯相对于实行行为才是间接的，这样才有刑法上的意义。现在大多认为，不可能通过不作为构成间接正犯是有理由的。（参见 [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页。）
[19] 间接正犯的出现是对（既有的）正犯的扩大，扩大的正犯概念（extensiver Taeterbegriff，即认为正犯是指每个造成构成要件该当结果之人，不管其行为是否为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所规定）发展到极端，以至于德国学者提出统一正犯概念（Einheitstaeterbegriff），将所有对构成要件的实现起到原因作用的共犯均视为正犯，而不考虑其共同影响的意义如何。该问题对于量刑具有意义，而且应当与解释学上的区分共犯理论无关，该问题仅仅依据共犯的个人的责任来回答。由于统一正犯概念会使犯罪相关构成要件的特殊的行为不法不复存在，会导致对亲手犯和特殊犯在未亲自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作为正犯处理，会使量刑变得粗糙，会不必要地扩大适用刑罚，使得平时较少受处罚的未遂犯也受到处罚，故而统一正犯的概念为德国通说所拒绝。但这只适用于故意的共犯，在过失犯罪情况下，有因果关系的共犯的每一种形式都是正犯。（参见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779页。）扩大的正犯概念由于不仅包括了直接正犯和间接正犯，还将共犯（狭义的共犯，即行为人以他人为媒介使犯罪得以实现的情形）也纳入正犯，这无疑取消了正犯和共犯的区别，故而大陆法系上还发展了限制的正犯概念（restriktiver Taeterbegriff），认为正犯只能是自己实施了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人，而那些仅通过非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对结果的产生起一定作用的人，不能成为正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正犯范围的无限扩张，但又把间接正犯排除出正犯之外了，另外更重要的是认为若无对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特别刑法规定，不得处罚之，这就又导致了处罚上的漏洞。（参见孙运梁：《论大陆法及我国法上的亲手犯》，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601页，以及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82页。）
[20] 参见林维：《间接正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21] 英美法中有关非代理性行为（nonproxyable action）实际类似于我们所讲的任何场合均无法间接实行的犯罪行为，但是其界限相当模糊，而且很多所谓的非代理行为在理论即判例上都可由他人代理。（林维：《间接正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22] 孙运梁：《论大陆法及我国法上的亲手犯》，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页。
[23] 参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页。
[24] 根据罗克辛的观点，亲手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行为关联性犯罪，这是指犯罪的不法并非取决于侵害结果，而是取决于行为本身的可谴责性的犯罪。最典型的是乱伦罪。第二类是生活方式性犯罪，即诸如流浪罪或游荡罪等以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可罚性基础的犯罪。第三类是陈述性犯罪，“依法宣誓作证的人”的伪证罪等属于这一类。（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笔者认为，罗克辛的观点在此处应该是指纯正亲手犯，而对不纯正亲手犯诸如特定目的犯、不定时间的义务身份下的义务犯等并无相应的阐述。
[25]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86页
[26] 参见古瑞华：《自手犯的一般理论》，载吴振兴主编：《犯罪形态研究精要I》，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27] 参见孙运梁：《论大陆法及我国法上的亲手犯》，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页。
[28] 参见古瑞华：《自手犯的一般理论》，载吴振兴主编：《犯罪形态研究精要I》，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29] 具体而言，即法律规定上行为人须具有一定事实或法律上性质，且所实施的行为须为纯粹的身份活动或不作为，因为无身份者无法利用有身份者实施，有身份者也不能利用其他有身份者或无身份者实施。
[30] 对于日本刑法中的伪证罪，大谷实教授认为，“在伪证罪之类的即便是只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成立的身份犯中，通过将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使没有身份的人也能侵害法益的时候，就不是亲手犯。如强奸罪中，女性也能成为正犯。”（ [日]大谷实：《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对此伪证罪的论述，古瑞华一文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伪证犯应当属于不纯正亲手犯。
[31] 参见刘士心：《论亲手犯》，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至于前引文章在完整亲手犯和选择亲手犯、全部行为亲手犯和部分行为亲手犯的分类，笔者认为，由于其只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繁简上的分类，而并不涉及亲手犯基本性质从而无法挑战犯罪论体系意义上的出入罪，意义并不是很大，故本文不加细述。
[32] 日本刑法第156条（制作虚伪公文书等）规定：“公务员在职务上，以行使为目的，制作虚伪文书或者图画，或者变造文书或图画者，区别其有无印章或署名……”而该法第157条（公正证书原本不实记载等）第1款规定：“对于公务员为虚伪之申请，使其于登记簿、户籍簿或其他有关权利或义务之公正证书原本为不实之记载，或使其于作为有关权利或义务之公正证书原本之电磁记录为不实之记录者……”前条所规定的公务员制作虚假文书或变造文书罪的一种间接正犯形态即无公务员身份者利用不知情之公务员作不实记载的行为被另行规定为后者的构成行为，从而排除了前罪的间接正犯存在的可能性。
[33] 其中，短时间的义务身份所对应的义务犯在大陆法系上被当作表现犯处理，当然这只是换个更恰当的称谓而已，并无实质意义的区别。
[34] 在这里就可以将强奸罪从亲手犯中排除出去，亲手犯必须与间接正犯相对应，是此消彼长之关系。有论者认为，不纯正亲手犯除了“具有一定身份或目的者虽有可能利用无此身份或目的者实施，但是反之不可能”的情形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不具有该种身份者可以利用有此身份者实施，但是具有一定身份者不能利用无此身份者实施的犯罪，比如强奸罪。（参见刘士心：《论亲手犯》，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笔者认为这种论述虽然为不纯正亲手犯所不包容，但若把强奸罪归为新一类型的不纯正亲手犯直接违反了“亲手犯必须与间接正犯相对应”的初衷，因为强奸罪中，妇女可成为间接正犯是毫无争议的。更进一步说，强奸罪中虽然按照传统刑法观点（已经有部分国家确立女子的强奸罪直接正犯地位），男子不能利用女子而由女子去直接强奸另一女子，但是男子完全可以利用无身份的精神病人或无刑事责任年龄人对女子实施强奸，这直接推翻了“具有一定身份者不能利用无此身份者实施的犯罪”的论点，所以强奸罪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亲手犯。
[35] 参见林维：《间接正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8页、第143—147页。
[36] 参见古瑞华：《自手犯的一般理论》，载吴振兴主编：《犯罪形态研究精要I》，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37] 古瑞华：《自手犯的一般理论》，载吴振兴主编：《犯罪形态研究精要I》，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38] 瑞士联邦刑法典第312条规定，当局成员或官员滥用职权，意图使自己或他人获得非法利益，或对他人造成不利的，处5年以下重惩役或监禁刑。这里的“使他人获得非法利益”就很有可能将部分职权在事实上让给他人来实行，虽然名义上不是。这样，就是（事实上）行为和主体相分离了，故而成就所谓的“规范上的亲手犯”，也便是“不纯正亲手犯”。我国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样在行为方式上也可以这样实施，并无疑议。
[39] 对此，大塚仁认为强制他人开车而使自己逃走的案例，即为间接正犯。但这种观点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观念上也未必解释得通。在台湾地区有强迫在监犯人脱逃而令其负脱逃之罪责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无疑忽视了脱逃罪的主体要件是脱逃者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组成。（参见林维：《间接正犯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第137页。）这种认定间接正犯实行行为也得到了一定的默许，具体请参见 [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论》，戴波、江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40] 一般而言，是通过将间接正犯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的方式，即直接正犯。
[41]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4页。
[42] 当然，笔者认为强奸罪不是亲手犯，其可以替代实施。国外刑法理论对强奸罪是亲手犯也持否定态度，普遍承认妇女可以成为强奸罪的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相反的观点：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强奸罪的行为本身的违法性的内容不仅仅侵害性的自由，违法地满足性欲的侧面也应当考虑，因而应将强奸罪理解为真正的亲手犯，笔者同意野村稔的观点，强奸罪并不存在间接正犯的可能性。（孙运梁：《论大陆法及我国法上的亲手犯》，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3页，脚注1）笔者认为，违法地满足性欲的侧面不能决定强奸罪成为亲手犯，因为有身份者完全可以利用精神病人或不满14周岁的少年实施强奸，无身份者（比如女运动员）也可以利用暴力胁迫有身份者对他人实施强奸。犯罪的所附随带来的满足感不仅仅在强奸罪中存在，在杀人罪中也存在，比如手刃仇人的快感，还有侮辱罪中，直接对自己的仇人实施侮辱，自己通过宣泄仇恨所实现的快感都是犯罪的所附随带来的满足感，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很多，故而笔者反对将强奸罪认定为亲手犯。
[43] 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400页。
[44] 陈家林：《共同正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45] 参见刘士心：《论亲手犯》，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46] 日本现行刑法无规定，但是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27条规定：“二人以上谋议实行犯罪，共谋人中某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而实行犯罪的，其他共谋人也为正犯”。
[47] 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以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谋议，而推由其中一部分人实施犯罪行为，则该仅有共同之谋议，而未参与行为分担之人，亦得籍由他犯之实行行为而成立共同正犯。”（黄仲夫编著：《刑法精义》，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85—186页。）关于共谋共同正犯的缘起，日本大审院曾经在数人共谋问题上遇到有指定实行行为的担当性并依靠担当者的实行行为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的情形时，把没有参与实行行为的共谋者也判断为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最初，区分为所谓的智能犯和所谓的实力犯，并只在前者的范围内承认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在后者的范围内则不承认。但是近年来，认为这样的区别是没有理由的，从刑事联合部的判决里表示除了一种把共谋共同正犯的成立予以一般化的态度：亦即均作为共同正犯处理。牧野英一教授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还是应当按照教唆犯、从犯等来论处。（参见 [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王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153页。）
[48]在意大利刑法制度中，“间接正犯的概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种情况，不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刑法理论的角度看，都完全应该属于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范畴，如果将支配犯罪实施的人成为“正犯”，就意味着对这种情况不能适用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 [意] ]Tullio Padovani《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49] 亲手犯的概念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伴随大量争议，德国学者纳库拉、弗兰克、日本学者大塚仁等持肯定观点，德国学者李斯特、E·休密特、日本学者大场茂马、宫本英修、竹田直平等持否定观点。但有趣的是，前苏联刑法理论认为，“间接造成损害是完成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特殊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人做为完成犯罪的一个工具而被利用。所有说明犯罪构成要件性质的其他因素，对于间接造成损害者和直接造成损害者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特殊主体要件的人，不能成为有特殊主体的犯罪的间接造成损害者。例如，主体不是公职人员或军人不能构成职务上的犯罪或军职罪的间接造成损害者。”（ [前苏联] H·A·别利亚耶夫、M·И·科瓦廖夫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张广贤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此即采用了大陆法系的全面肯定说。
[50] 注意，这里所谓“通谋”不同于“共谋共同正犯”。这和帮助犯（Beihilfe）又是不同的。帮助犯是指对于实施故意违法行为的他人提供助力的人。帮助行为人与被帮助的他人，对于犯罪行为并无共同行为决意，亦不具功能性之犯罪支配，故不构成共同正犯。（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7版），台湾大学法学院2000年版，第122页。）
[51] 参见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4页。
[52] 参见 [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53] 参见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47页。
[54] [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修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页。
[55] [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修订译本），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
[56] 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57] 参见 [法]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2页
[58] 我国刑法第315条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殴打监管人员的；（二）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的；（三）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四）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
[59] 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60] 王世洲：《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载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序。
[61] 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38页。
[62]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释》，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63] 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64]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37页。
[65] 陈兴良：《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76页。在德国刑法上，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形成，也就是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转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较之心理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对刑事责任的追究作出了某种更为严格的限制，因而可以看成是一种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而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刑法理论。但是由于作为超法规的阻却责任的事由的期待可能性会导致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甚至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的现象。所以在德国刑法中仅在规范的责任阻却事由中采用，作为超规范的责任阻却事由的期待可能性已经被否定。德国刑法学目前的体系中，责任这一要件的要素包括：责任能力、禁止性错误、排除责任的紧急状态和类似案件。德国罗克辛教授论及德国刑法体系中罪责这一基本概念时指出：符合行为构成和违法性的行为必须是有罪责的，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对这个行为承担责任，这个行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必须是能够使行为人“受到谴责的”。对此应当具备的条件是罪责能力和不具有免责根据（Entschuldigungsgründen），例如，像在不可避免的禁止性错误（der unvermeidbare Verbotsirrtum）或者在免责性紧急避险（der entschuldigende Notstand）中所表明的那样。（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0页。）在此，违法性认识与期待可能性均并非责任要素，而违法性认识错误与法定的免责事由才是责任的消极要素。而在日本，以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基础的规范责任论成为了通说，大塚仁的犯罪论体系中,责任的要素分为：(1)作为主观的事情,可以举出的有责任能力,关于故意犯有对犯罪事实以外的与违法性相关联的事实的表象和违法性的意识,关于过失犯有行为人在缺乏对它们的表象和意识上的不注意。(2)作为客观的事情,可以考虑的是存在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它影响到责任的存在、强弱,被称为客观的责任要素（Objektive Shuldelemente）。（ [日]大塚仁：《刑法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当然，在日本刑法学界，对于期待可能性是积极的责任要素还是消极的责任要素,如果是消极的责任要素,是一般的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还是仅仅限于刑法有规定时才是责任阻却事由等,都是存在分歧的。尽管如此，日本的判例和理论均认同期待可能性,这是毋庸置疑的。（陈兴良：《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80页。）根据最晚近的情况，日本刑法理论最近受德国刑法理论的影响，上述通说正在产生动摇。另一方面，在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中，也未见到以缺乏期待可能性为由宣告无罪的判例。（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笔者认为，虽然如此，在德国刑法上，对期待可能性之运用已经足以废除单纯脱逃罪了。
[66] 参阅游伟、肖晚祥：《期待可能性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第133—135页。
[67] 周光权：《期待可能性理论》，载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关键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68] 褚剑鸿：《期待可能性与司法实务》，载台湾地区《政大法学评论》，第48期（1993年），第31页。
[69] [日]大塚仁：《刑法论集》（1），有斐阁昭和53年日文版，第240页，转引自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