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仁为什么给杨白劳下跪？

发布日期：2004-05-31 文章来源：互联网

　　黄世仁给杨白劳下跪的小品大概有上亿的中国人看过，也大多哈哈笑了一回。这小品调侃了现实，也透出一种无奈，因为现实中类似的剧目在天天上演。它提醒我们：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欠债还钱的道理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历史上，债务人一般是惧怕债权人的。东西方诸国概莫能外。原因在于法律。古罗马的《十二表法》规定：“债权人得把债务人押家中拘留，用皮带或脚镣拴住……如债权人有多数时，得分割债务人的肢体进行分配。”（由此可见《威尼斯商人》中的割肉情节并非完全出自莎翁的想象）。我国的《唐律》规定，如违反契约不还债，“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

　　文明发展到今天，多数国家已不允许对人身强制执行，但即便如此，西方国家的大多数债权人仍然能自觉地履行债务。但在中国，却有越来越多的债务人敢于对债权人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原因也首先在于我们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自己就已经错位了。

　　这种错位首先表现在债权人权利的虚饰化及其对不合理义务的承担。按照法律，债权人享有申请执行权。但若真的要申请执行，不管能否执行成功，先得向法院交上一笔执行费。但交了执行费，执行员何时采取行动也还难说，即便你告诉他债务人财产在何处，他也可能按兵不动，而这时你通常只能无奈地等待或做无谓的申诉，因为法律没有给债权人任何救济手段来应对这类情况，更别指望如外国债权人那样能到他们的法官那里去告执行员。从法律上讲，债权人还有和解权。但这一所谓的权利听起来更象是立法者在对债权人说“你可以向对方做些让步” .也就是说，它是一项允许债权人损害自己利益的权利。这是权利？康德说“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可我们在债权人的这两项主要权利中看不到任何强制性，看到的只是交费的义务和利益的自我损害。所以，债权人实际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利，除了空有债权人之名外他什么也没有。更糟糕的是他还要对债务人有无履行能力承担举证责任。而他通常是无力完成这一任务的。找律师一般也不行，因为擅长跟踪盯梢的不是律师而是私家侦探。但他又不能去求助于私人侦探，因为他们自己还是“黑户”呢。

　　错位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债务人的义务虚置及种种优惠。民诉法中债务人除了有名义上的还债义务外，没有任何具体的义务；司法解释倒是要求他如实报告财产，如果不报告还可以拘传，但如果他作虚假汇报该如之奈何？该解释则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债务人糊弄法官和债权人通常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所谓的报告义务是虚假的。此外，债务人还享受若干无条件的优惠：执行员在立案后不能立即执行，而是要先给他发个执行通知，并给他一个宽限期（这个通知更象是在通知他赶快转移财产）。如果他到期还不履行就可以查封、扣押财产，但又不能立即拍卖或变卖，因为还得再给他一个宽限期。此类宽限在民诉法中还有，比如第229条。除了这些法定宽限外，执行员在实践中还常常法外施恩，给予更多的的宽限。

　　由此可见，债权人更象是义务人，而债务人则更象是权利人。这就产生了异化现象。法律上的这种异化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某些陈旧观念的产物。长期以来，我们在潜意识中将债务人视为贫苦者而给予特别关照，却没有看到在市场经济中，许多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时常负债经营，许多债权人也绝非黄世仁式的有钱人；我们常常担心强制执行危及社会稳定，却没有看到强制执行的一再拖延，一方面在向赖帐者示弱，一方面又使法律饱受欺凌，长此以往，法律就不再是法律，那种不稳定才是真正可怕的；我们常常把执行员苦口婆心做债务人思想工作当成先进典型宣传，却没有看到，债权人正受着漫长等待的煎熬，或许他的公司已在这种教育过程中破产了；我们当中还有人认为对债务人采取强制措施并不能起到作用，却没看到法律在遭受蔑视时捍卫其尊严的主要的手段就是实施强制，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怀疑法律的力量的话，那么我们连刑法也应该取消了，因为谁都不敢期望刑法能完全根治犯罪。

　　我们固然可以为“执行难”找出多种理由，但是，法律兀自漠视债权人权利的救济，放任违法执行现象的发生，同时又对债务人千般呵护，那么实践中黄世仁给杨白劳下跪的错位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不能回到对债务人苛酷执行的年代，但也不能滥用文明的名义，损害我们历经数千年确立起来的欠债还钱的基本道德信条。否则，执行难还将延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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