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的电话为什么会令刑法教授恐惧？－转〈魏东：刑法教授之不安与恐惧〉有删节

现在已经快凌晨五点了，笔者疲惫地坐在书桌旁，疲惫不堪但尚无睡意，因为不安之后持续着不安，恐惧之后持续着恐惧。为何如此状态？因为昨天是周末，是周五，临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某公安派出所民警的电话，来电称“某诈骗案的被害人和嫌疑人同你有接触，请你立即来派出所，民警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我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不速之请，莫名其妙的不安，紧接着还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我的想象力立即膨胀起来：为何是诈骗案什么诈骗案，为何受害人嫌疑人同我接触并与我有关，为何周末快下班了要找我去派出所？
我的心底突然莫名其妙地嘀咕一些话语，仿佛来自灵魂深入某个幽灵似地，仿佛希望对民警解释什么。如果有细心人在场，说不定还瞧见了我的双眼盈满泪花。我理了理思绪，我十分功利地想：我一定要打电话给这位民警解释一下，到底什么事啊，可不要对我上纲上线啊，不要怀疑我涉嫌犯罪啊，更不要对我动粗啊，我怎么说也是刑法教授啊，一向遵纪守法的，我绝对不会做出严重违法或者犯罪的蠢事.
早在十年前我离开公安部门的时候就是三级警督了，早在十五年前我还在苏东坡的故乡眉山当过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啊，我亲自指导的刑法研究生、博士生有多人已经是公安政法部门的局长、处长、科长了，我为至少数十家党委政法委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法学会、律师协会等单位举办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或者刑事法治学术讲座啊，我甚至还是十余家政法机关的专家咨询委员或者法律专家顾问或者特聘法学教授，我怎么像犯罪嫌疑人并在周五被要求去派出所呢？
我立即回家，反复思索我过去接触过的人和事，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事？最终我镇定一些后，我开始寻找电话，我拿起电话，我拨打了电话，我在电话上向该派出所所属公安局的政委、公安法制部门领导等进行了“汇报”和“交代”：无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民警同志一定对我公正、客观、依法处遇！我肯定我自己没有实施过违法犯罪的事情！当然，我得到了许多安慰和承诺，诸如要相信办案机关、要相信法治、要相信组织之类，甚至还有懂法懂事理的人提醒我说“没有传唤手续可以推辞这种不速之请”。
但是我将着脾气说我今天必须去，我一刻也不愿意这样不安感恐惧感，我问心无愧、早去早了。于是我就准备前行，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甚至交代后事一般：我将儿子叫到跟前将我的存折卡、身份证、汽车钥匙交给儿子交代了一些话，诸如“相信爸爸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万一我今晚或者更长时间没有回来的话你尽快找梁叔叔帮我找个律师”、“你要坚强你要照顾好爷爷奶奶你要照顾好小妹妹（因为妈妈回老家看望妈妈的妈妈去了）”、“但我相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只是以防万一，儿子你别怕啊”……我快把自己说哭出了声，我强忍着不让泪水和悲哀在儿子面前显山露水……我又将信息发给了我的同胞兄弟（民警）和同胞妹妹（民警）和我的夫人（法律人），让他们为我见证……
就这样，我就这样前往派出所，一路上接到了许多亲人朋友打来的电话，一个个的语重心长安慰我担心我。我在反过来安慰大家的时候，理智和勇气回来了，我想我确实应该相信法治相信组织，于是我信誓旦旦地向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说：别紧张，没事的，没事的，相信我，没事的，没事的。
读者诸君，派出所民警对我十分友好并且在对我十分友好地地取证之后对我说：魏东教授，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辛苦你了，祝你周末愉快！
读者诸君，我为什么如此紧张？难道一个年近半百的刑法人真的就是胆小鬼呀！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在博客向读者诸君表白我的心迹我的不安我的恐惧，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读者诸君表白。可能是因为我见到过不算太少的冤假错案，尤其是杜陪武、佘祥林、赵作海等等一连串的名字；可能是因为知道有许多学者、专家、司法实务人员或者质疑罪刑法定原则或者宣扬扩张解释或者主张实质刑法观（全方位的实质刑法观）或者推崇哲学诠释学与客观解释论，……可能还有其他许多许多复杂的原因。
真的，此时此刻，我想给我的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打电话，我想给我的博士生老师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打电话，我想给我十分尊敬的马克昌教授、陈兴良教授、邓子滨研究员、张明楷教授、陈忠林教授、冯亚东教授、周光权教授、黎宏教授、刘艳红教授、刘宪权教授、陈泽宪教授、于志刚教授、许发民教授、龙宗智教授、左卫民教授、顾培东教授乃至全国所有的刑事法教授打电话：法学教授们、法学专家们、我的亲爱的法律人同仁们，到底该如何诠释宪政、如何诠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如何诠释刑事法治理性、如何诠释罪刑法定原则、如何诠释刑法，到底如何诠释西方司法能动主义、如何看待西方司法能动主义，到底该如何恰当诠释刑事法治领域的司法能动主义、司法造法？到底该如何权衡刑法安定性与刑法公正性的关系、刑法公正与刑法效率的关系、刑法人权保障与刑法法益保护（社会保护）的关系？到底该如何正确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刑事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