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死刑废除困于希望与绝望之间——韩国死刑问题分析

【出处】《法学杂志》2011年第5期
【关键词】实质性；死刑废除；韩国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介绍

　　现在可以说韩国已经在实质上废除了死刑，[1]因为死刑虽然还保留在法条里，但是自1997年12月来就没有执行过死刑。[2]笔者多年著文坚持所谓亚洲价值观对死刑支持者的论点完全没有关系，[3]而且另一方面韩国不断变化的死刑政策可以在通过对执刑的案例和数据统计的分析里找到充分的支持。[4]然而，最近在2010年死刑执行有复苏的迹象；[5]二月25日宪法法院以四票对五票[6]通过保留死刑（作为比较，14年前，1996年11月，那时的决定时七票对两票）。法院没有实现废除死刑，那么立法院做了什么呢？在第十五次（199-年五月至2000年五月）和十六次国民议会（2000五月至2004年五月）的两次尝试以后，在第十七次国民议会期间（2004年五月至2008年五月）又有一件废除死刑的特殊提案被提出，并受到超过半数的、175名议员同意和签字。然而这个提案因为没有及时被立法司法委员会（立司委）评阅而过期。当前的第十八次国民议会（2008年五月至2012年五月）提出了两个特殊议案，现在它们都在立司委待议。目前对死刑执行的暂停今后能否继续取决于政府政策，因为目前的暂停（从1997年12月开始）其实违反了《刑事诉讼法》。[7]所以说，至今死刑的既成事实性废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韩国应该放弃目前这种“模棱两可”的执刑暂停，问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局面，以及谁可以完全废除死刑。这些问题应该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框架下分析。[8]

　　二、死刑与司法

　　（一）死刑实体法

　　1.死刑是法典规定的惩罚

　　韩国法律大部分是成文法。法律分析的第一步几乎总是法律或法典的一个条款。现行韩国法规定死刑可以适用很广的犯罪种类：韩国《刑法典》里有15条规定了20种死刑适用犯罪，[9]韩国《军事刑法典》里有42条规定了75种死刑适用犯罪，[10]韩国《国家安全法》里有四条规定了九种死刑适用犯罪，[11]另外还有18项专门法里规定了56种死刑适用犯罪。加起来，目前仍然有21部法律规定了160种死刑适用犯罪。[12]然而在实践中死刑只对五至六种犯罪适用。在2010年三月为止等待执行的58名死刑犯中，23人犯谋杀，25人犯抢劫，两人弑亲，三人纵火致死，三人奸杀幼童，两人强奸杀人。[13]

　　2.如何定义死罪

　　出于它的严厉程度，死刑理论上说只应该适用最严重的罪行和最有罪的罪犯。上述法条统计（21部法律规定160种死罪）表明韩国没有正式废除死刑。然而在韩国宪法法院可以以违宪为由废止某项法律。[14]这种情形在死罪法条上发生过三次。在1996年，宪法法院判定《国家安全法》第13条因为过于模糊而违宪。[15]宪法法院强调定义死罪应该清楚而明确。[16]2003年，宪法法院取消了《针对某些犯罪的加重惩罚法》第11条第1款。[17][18]法院判定该条款过度滥用国家惩罚权，因为它不允许法院给被告提供缓刑，还不合理地约束法官选择合适惩罚方式的自由裁量权。2007年，《军事刑法典》第53条第1款因为使用死刑作为唯一惩罚方式而被宪法法院判定违宪；法院强调惩罚应该与犯罪的性质和犯罪人的罪责相应。[19]

　　3.对适用死刑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以及可上诉的理由

　　如上诉，死刑罪名很多但实践中死刑仅限于最严重的罪行，通常意味着无情夺取好几条人命。虽然惩罚法定，仍然有很多方面受司法自由裁量权控制。在韩国，在对某些严重犯罪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没有固定指针或原则（比如主观方面或者重罪谋杀法则）；一切最终是由法官决定是否处以死刑。换句话说，法院处于立法和掌管惩罚的中间。如是，量刑的问题凸现刑法理论问题：即，有针对性的惩罚（特殊预防）相对对法律的肯定（一般预防）。统计显示1980年以来随着民主在韩国的稳定死刑判决稳步降低；然而在1990至2000年间的对有组织犯罪“严打”的阶段该数字又有抬头的趋势。[20]

　　虽然没有法条直接规定死刑量刑标准，《刑法典》51条规定法官量刑的一般标准。51条列举到：

　　1）有关犯罪人的因素：年龄，行为的性质和模式，智力，情形或环境

　　2）与被害人的关系

　　3）有关犯罪的因素：动机，方法，和结果

　　4）犯罪后情形

　　实践中，后面几个因素比如是否有悔意、是否努力赔偿犯罪造成的伤害等应该在量刑时作为情节考虑。别的因素即使是有关被告的性格也通常作为犯罪本身考虑。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21]

　　韩国《刑法典》有几条直接关系到量刑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第52条规定：（1）被告向有关调查部门认罪的，惩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2）当涉及的犯罪是必须要受害人同意才可以公诉的，被告向被害人认罪，惩罚也可以类似地减轻或者免除。第53条说，当存在与犯罪过程有关的减轻情节的时候，惩罚可以减轻。减轻死刑的，死刑必须被减成无期徒刑或者不少于十年有期徒刑（55条）。有多个法定减轻情节的，可以多次减轻。

　　这些条款是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在一个1985年的判决里，最高法院对死刑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若要判处死刑，必须具备相关条件，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要足够高，而且必须要在考虑过判断罪行严重程度的所有因素之后，包括动机、特点、犯罪性质、犯罪行为和方法的持续水平和残忍程度、后果严重程度、受害人人数以及精神创伤程度、被告人年龄、犯罪纪录和犯罪后表现、犯罪前后情形、以及被告人教育水平。”[22]2003年，最高法院又给死刑案件增加了“一个更深层调查的要求”：“判断被告人的主观因素，法院应该不仅检查卷宗里列出的量刑情节，而要作更深层的调查，比如征求和听取精神病和心理学专家证词。”[23]根据数据和分析，最高法院倾向于将这个任务交给上诉法院，自己只是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角色比如说制定规则，这可以从上诉改判率看出来：上诉法院死刑判决的改判率有所增加（平均一年64.7％）而自1987年民主革命之后最高法院决定的改判率很低（平均一年3.6％）。[24]

　　4. 2007年量刑指南

　　根据2007年韩国《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该年五月“量刑委员会”成立（81条2-12款），[25]特别是为了对付问题不断的所谓“老法官庇护”现象（Junkwan Yewu）。[26]这个委员会是司法部门大框架下的独立机关，主要的目的是制定和修改量刑指南，并分析、研究和收集有关政策的信息。量刑指南并非强制性规范，但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要尊重它。如果决定偏离量刑指南，必须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换句话说，法律虽然不要求必须遵守量刑指南，但是法官应当尊重它。通过激烈的辩论，量刑委员会决定在设计量刑指南的时候遵循“叙述式和渐进式的方法”。2009年五月结束使命的量刑委员会第一期为以下犯罪制订了量刑指南：杀人、贿赂、性犯罪、作伪证、诽谤（不实指责）、贪污、挪用公款和抢劫。这些指南适用于2009年7月1日以后起诉的案子。2009年5月7日委员会第二期开始。在第二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制订已颁布的指南的操作细节，并准备为其他罪名制订指南。然而截至到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死刑的指南。故意杀人罪指南不直接地联系到死刑。

　　5.适用量刑指南

　　运用量刑指南有四步：

　　1）决定犯罪类型（七类）

　　2）决定量刑区间

　　3）决定实际量刑

　　4）决定缓刑

　　第一步是在大类下决定犯罪的种类。第二步是运用合适的量刑区间。第三步是决定实际量刑数量。第四步是看是否给予缓刑。

　　1）第一步-故意杀人的种类：在韩国，故意杀人罪不分第一级和第二级。根据韩国《刑法典》第250条第1款，故意杀人的量刑区间是死刑、无期徒刑到不少于五年的刑期。

　　2）第二步-量刑区间：表1显示每种故意杀人的三个量刑区间。

　　故意杀人分类由动机决定。如果动机属于可以减轻考虑，案子则属于第一类。如果动机可耻，那么案子属于第三类。所以，动机是类型的决定因素。每种类型下面有三个量刑区间：减轻区间、基本区间和加重区间。一旦种类和区间确定，下一步是确认量刑因素是否存在。

　　图1 故意杀人量刑区间

　　┌──┬────┬────┬──────┐

　　│动机│减轻区间│基本区间│加重区间 │

　　├──┼────┼────┼──────┤

　　│一类│3-5年 │4-6年 │5-7年 │

　　├──┼────┼────┼──────┤

　　│二类│6-9年 │8-11年 │10-13年 │

　　├──┼────┼────┼──────┤

　　│三类│8-11年 │10-13年 │12-15年，无 │

　　│ │ │ │期徒刑，死刑│

　　└──┴────┴────┴──────┘

　　表2 故意杀人的特殊量刑因素

　　┌──────────┬───────┬────────┐

　　│ │减轻因素 │加重因素 │

　　├──────────┼───────┼────────┤

　　│有关犯罪特点的因素 │-护卫过当 │-预谋 │

　　│ │-犯罪欲望不强 │-被害人是弱者 │

　　│ │-被害人强烈挑 │-侮辱尸体 │

　　│ │衅 │-使用残忍手段 │

　　│ │ │-被害人是被告 │

　　│ │ │人或被告人配偶 │

　　│ │ │的直系后代 │

　　├──────────┼───────┼────────┤

　　│有关被告人特点的因素│-聋哑 │-无悔恨（但不包 │

　　│ │-弱智 │括不认罪） │

　　│ │-自首 │-严重累犯 │

　　│ │-被害人要求宽 │ │

　　│ │恕 │ │

　　└──────────┴───────┴────────┘

　　一开始量刑区间通过考虑特殊量刑因素得出（表2）。如果有多种量刑因素，规则如下：（1）有关犯罪特点的因素优于同样数目的有关被告人特点的因素；（2）不同的减轻因素重量相等，不同的加重因素重量也相等；（3）如果（1）和（2）规则还无法决定区间，法官可以在考虑所有特殊量刑区间以后决定量刑区间。在衡量完量刑因素后，如果加重因素更有分量则选择加重区间；如果减轻因素更有分量则选择减轻区间。其他案子则选择基本区间。另外还有一个对量刑区间的特殊调整。如果特别加重因素数量超过特别减轻因素数量多于两个，则加重区间的最高值增加一半。相反，如果特别减轻因素多于特别加重因素多于两个，则减轻区间的最高值减轻一半。一旦量刑区间确定，法官就根据一般量刑因素选择实际量刑。

　　表3 故意杀人罪一般量刑因素

　　┌─────┬─────────┬────────┐

　　│ │减轻因素 │加重因素 │

　　├─────┼─────────┼────────┤

　　│有关犯罪特│ 作用次要 │弃尸 │

　　│点的因素 │被害人中等程度挑衅│ │

　　├─────┼─────────┼────────┤

　　│有关被告人│相当程度的修补努力│ 累犯 │

　　│特点的因素│ 智力不足 │类似刑事定罪纪录│

　　│ │ 真诚悔过 │ │

　　└─────┴─────────┴────────┘

　　与特殊法条规定量刑有抵触的，以法条为准。

　　3）第三步：最终量刑决定：

　　量刑委员会还为每一个犯罪种类制订了标准指南。根据这些指南，量刑因素分为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通常说来，如果有两个负面重要因素，或者重要负面因素比重要正面因素多出超过两个，那么应当建议监禁。相反，则应该建议使用非监禁刑。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很多一般因素，法官在综合考虑案情以后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使用监禁。

　　表4 标准指南

　　┌─────┬──────────┬────────┐

　　│ │负面因素 │正面因素 │

　　├──┬──┼──────────┼────────┤

　　│重要│有关│有计划实施 │作为从犯试图阻止│

　　│因素│累犯│动机尤其可憎 │犯罪 │

　　│ │的因│十年内类似严重刑事犯│特殊减轻考虑动机│

　　│ │素 │罪纪录 │犯罪中止 │

　　│ │ │ │被害人严重挑衅 │

　　│ │ │ │无犯罪前科 │

　　│ ├──┼──────────┼────────┤

　　│ │其他│重伤 │无伤或轻伤 │

　　│ │因素│没有补偿 │被害人请求轻判 │

　　├──┼──┼──────────┼────────┤

　　│一般│有关│多于两次严重刑事纪录│与社区联系紧密 │

　　│因素│累犯│与当地社会联系非常微│自愿认罪 │

　　│ │的因│弱 │真诚悔罪 │

　　│ │素 │毒瘾或酒瘾 │无严重犯罪纪录 │

　　│ │ │持有危险武 │老龄 │

　　│ │ │残忍犯罪行为 │被害人挑衅 │

　　│ │ │不悔罪 │ │

　　│ │ │与被害人素不相识 │ │

　　│ ├──┼──────────┼────────┤

　　│ │其他│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次要作用 │

　　│ │ │消灭或试图消灭证据 │犯罪后移动被害人│

　　│ │ │ │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 │ │ │监禁被告人对其家│

　　│ │ │ │庭造成严重损害 │

　　└──┴──┴──────────┴────────┘

　　4）第四步-缓刑决定：死刑案件中无缓刑考虑程序。

　　6.特殊抗辩

　　《未成年人法》第59条规定犯死罪但作案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一律监禁15年。

　　（二）有关死刑的证据问题

　　1.对于量刑元素的证明标准

　　在韩国，死刑案件只是被认为情节严重，但仍然适用一般刑事规则。但是量刑委员会的出现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分离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的问题，因为韩国法律包括其刑法系统大致追随大陆法系传统。据笔者所知，韩国是第一个采用量刑指南的大陆法系国家。根据大陆法系传统，韩国的刑事程序中定罪和量刑并无分离，这样就造成许多激烈的问题，比如谁应该调查（或者收集）量刑因素。在韩国，检察官（还有警察）调查所有量刑因素（包括加重因素和减轻因素）。然后，检察官将文件包括量刑调查文件交给法院（通常这些信息与起诉书附在一起）。韩国刑事司法体制的一个特征是认定事实的程序和量刑程序没有区分。这就是为什么庭审时控辩双方不光提交关于定罪的证据也提交影响量刑的证据。

　　韩国法院系统的做法是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缓刑官）为法官准备量刑前报告。相反，司法部认为检察官应该收集量刑因素，正像他们以前做过的那样。如果某个案子需要更详尽的调查，则交给缓刑官做。司法部已经草拟了一份法案，递交给国民议会的法律委员会，可以使新任命的所谓“量刑调查官”在一些刑事案件里面调查量刑因素。法院系统则认为如果缓刑官准备量刑前报告的话他们不能保持客观，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机构是司法部的分支。

　　2.对于定罪元素的证明标准

　　因为死刑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最为重要，在实践中证据规则在死刑判决问题上起相当的作用。修订过的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08-2条明确规定类似与美国法的证据排除规则，宣布任何经违反正当程序收集到的证据不得被承认为有效证据。先前在刑事诉讼法里还没有这一条的时候韩国最高法院就曾经要求检方递交审讯材料时遵循这条规则。但是这条规则在法院只有有限的运用。如果物证存在，而书面证词被污染，法院仍然会采纳物证，理由是物证的存在不可能被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所污染。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这个条款并非足够细致和专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方方面面。但是“违反正当程序”的措词说明调查人员在针对某个被告收集证据时的任何违规行为都不应被容忍。修订过的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16条还允许调查人员针对嫌疑人的陈述作证。先前韩国最高法院不允许这样做，担心被告辩护的能力会被严重削弱。在该法条修改时，讨论者决定盘问人员的证词是有好处的，因为考虑到被告可以交叉询问他们。如果交叉询问充分，他们可能会找到足够的正当程序和人权的违反情况。2007修订法设立了预备听证会程序。为了使开庭日工作更集中有效，法院可以事先召集预备听证会，组织争执焦点，讨论控方，被告和律师的争议和方案（266-5, 266-10条）。修改过的刑事诉讼法对传闻证据规定比一般要更严。比如，如果一份非被告人作出的陈述的调查文件要被采纳为证据，文件的采集必须要经过正当程序和合理方法，而且需要得到一份该陈述人在某个审判程序中作的陈述支持；该先前陈述必须内容一致，而且那时辩方律师有充分机会进行交叉询问。另外，只有如果该陈述采录过程可靠，该证据才可被采纳。（312 （4）条）。

　　3.审前证据开示

　　韩国《刑事诉讼法》266-3条规定在起诉以后被告和律师可以要求检察官移交对指控事实和量刑有实质作用的文件和物证材料。虽然宪法法院早已决定被告有获得在政府掌握下文件和物证材料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里允许被告这么作仍然是很大的法律变化。2007年《刑诉法》修改时加入审前证据发现的动力可能是宪法法院1997年11月27日的判决。[27]在这个有关国家安全法的案子里，宪法法院以七票对两票判定检察官在起诉后和开庭前拒绝被告及其律师获得检察官调查报告的请求属于违宪。2003年3月27日的另一个欺诈案，宪法法院以五票对四票扩展了1997年的决定，认为辩方在起诉之前为了准备人身保护令的听证会有获得控方材料的权利，即使旧的刑诉法35条只适用于起诉后。法院说，尽管旧的《刑诉法》的文字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律师无法事先获得控方调查报告他就无法在人身保护令听证会上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28]

　　遗憾的是，仔细阅读审前证据开示的法条，仍然可以看到对被告宪法权利保护的不足。修订后的《刑诉法》第266 -3（2）条规定检察官可以限制证据开示的范围或者拒绝获得文件和物件的请求，如果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保护证人的必要、失去证据的担心、调查妨碍的问题等等。法条过于模糊而且过宽，不合宪。所以，与立法原意和期待相反，韩国的审前证据开示体制仍然可以被看成不能“充分”保障被告获得可能开释自己的证据的权利。所以，特别是在死刑案件里，该法条最好得到严格的司法解释。

　　4.仅仅依靠间接证据判处死刑？

　　韩国法律认可两种证据，直接和间接。直接证据是证人证言，说明他／她个人观察到、听到或者感受到的信息。间接证据是非直接证据。它允许法官或者陪审团从其他提供的或者证明是真实的事实推定某个事实或情形存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它存在。不论直接间接，最终是由法院决定对某条特定的证据给予多少重量。对间接证据推演的唯一限制是它们必须符合逻辑，有道理，而不是单纯猜想。虽然法院过去对待间接证据的态度很谨慎，在1998年仍然认可了仅仅依靠间接证据作出的死刑判决。1998年，最高法院判定，死刑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一样，直接和间接证据在证明力上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不同；仅仅依靠间接证据的死刑判决是允许的，但是要非常谨慎。[29]这个判决备受批评，因为它将证明标准降低了。[30]最近在2009年，Taegu高等法院重新确认了仅仅依靠间接证据得出的死刑判决。[31]

　　（三）“公众参与审判”和死刑

　　开始于2008年的公众参与审判[32]是个特殊的系统，基于普通法的陪审团系统和大陆法的非专业法官系统之上并有部分修改。原则上陪审团在不受法官干预的情况下给出判决（陪审团系统的一个特征）。然而，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他们必须听取法官的意见（非专业法官系统的一个特征）。陪审团和主持庭审的法官讨论什么是合适的惩罚（非专业法官系统的一个特征），但是他们给法官的量刑意见是没有经过投票的（陪审团系统的一个特征）。什么样的案件可以使用公众参与审判这个程序由法律制定：死刑案件、故意致死案件、综合人室行凶、强奸、伤害、杀人和行贿受贿、以及最高法院规定的其他案件。如果案件类型合适，被告包括外国人被告有权要求公众参与审判。他／她可以在公众参与审判和常规法官审判之间选择。法院可以在听取检察官、被告人及被告人律师的意见后决定不采取公众参与审判。在最近首尔中区法院的一起性暴力案件中，被告要求公民参与审判但是遭到被害人的强烈反对，法院决定不使用公众参与。[33]截至2010年四月没有一起死刑案件使用了公众审判程序。然而，只要公众参与审判的程序被使用，证据规则和定罪量刑分离等概念应该能被陪审团更好地理解。[34]

　　（四）受害人保护

　　1980年以来，社会团体向公众提议并支持在刑事判决执行中建立完整的受害人保护系统。[35]在刑事犯罪中受到经济损失的被害人可以在刑事审判程序中要求获得赔偿。由此，被害人可以根据《被害人赔偿法》要求赔偿而不需要另外单独的民事起诉。[36]然而，这种赔偿仅限于实物损失、盗窃、欺诈和其他财产损失，从而不影响刑事程序的本意。2007年修订后的刑诉法也试图在制度上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和利益，设立了一个申诉的机制，还给予被害人在法庭发言的机会。犯罪受害人有权发言，而且如果被害人或其律师要求法庭应当同意接受该被害人为证人（294-2条）。被害人可以要求检查或者复制诉讼记录（294-2条）。另外还有别的保护被害人的特殊办法。性暴力的受害人可以要求不公开作证（294 - 3条）。如果证明被害人在被告在场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完整作证，法官可以要求被告或第三人离席（297条）。如果法庭认为该被害人证人因为年纪、身体或精神状况或者其他情形有可能极度不安或紧张，法庭可以允许一位与该被害人证人有稳定关系的人士坐在他身边（163-2条）。这种加强被害人权利的现象常常为死刑的威慑假说提供感情支持。

　　（五）司法部门的角色

　　当某个审判中出现对某法案和宪性的质疑，法院应该提请宪法法院审理（韩国《宪法》第107条（1）款）。通过这个途径普通法院在宪法诉讼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1987年以前的集权统治下，法院系统不愿与行政机关对抗。审理政治敏感案件时法院通常束手束脚，而且有时也使用死刑作为政治工具。经常被提到的滥用死刑的例子是1975年所谓人民革命党的案子；八名异议人士被军事法庭匆匆处以死刑并在已故前总统朴正熙的命令下被快速处。[37][38][39]三十二年后，2007年一月21日，首尔中区法院改判八人无罪。[40]

　　从另一个方面看，法院系统还通过合宪性考察为死刑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最高法院在1967年、[41]1969年[42]和1987年[43]三次支持死刑；1996年11月宪法法庭判定死刑是“必要的邪恶”，合乎宪法，但只能用在极不寻常的案件里使用。[44]法院系统“必要邪恶”的说法在后来的法庭判决和学术意见上投下阴影。最近，2010年二月25日，宪法法院仍然判定死刑合宪，虽然票数很接近，五比四。[45]

　　三、死刑与行政

　　（一）死刑的执刑：检察官执行的原则

　　1.一般刑事执行原则

　　在韩国，检察官指导监督所有刑事判决的执行，比如说逮捕令、搜查或者扣押证和刑事终审判决。这种“检察官执行原则”的设计理念是逮捕令的合适与否和在执行该逮捕令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的成败最好交给检察官，因为他们代表公共利益。刑事判决的执行负责人是该辖区的一名指定的检察官（《刑事诉讼法）第460条）。刑事判决执行分两类：一类有关刑事诉讼的程序，另一类则有关惩罚系统的管理。刑罚的形式方面是刑事惩罚的执行，对促进国家的法律稳定尤其重要。但是它的内容在实际上对被惩罚的人的重新作人很重要。前者是“刑事惩罚的执行”；后者是“刑罚管理”。

　　2.执行过程

　　韩国《刑法典》66条规定死刑执行应当是在监狱里进行绞刑。韩国《军事刑法典》的规定是枪毙（第3条）。《刑事诉讼法》463条规定死刑执行必须获得司法部长的命令。该命令必须是在最终判决生效以后六个月内作出（465（1）条）。在该命令的五天内死刑必须被执行（466条）；如果死囚丧失心神或者如果女性死囚怀孕（469（1）条）。司法部长必须暂停死刑的执行。然而，当心神恢复或者女子生产以后，司法部长可以发布一个新的执行令，要求死刑在恢复或者生产之日起六个月之内进行（469（2）条）。468条要求一名检察官办公室的秘书参与死刑执行，制作记录，署名签章；检察官、监狱长或者其代表也要签名。行刑在监狱里的特定设施里进行，不可以发生在国家假日、公共假日和礼拜天（《刑罚管理与囚犯待遇法）91条）。[46]

　　简而言之，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1）死刑判决获得最终确认（即使被判死刑以后，犯人在执行前仍然有一次要求重审或者赦免的机会）

　　2）法庭将判决书正式件和法庭记录交给检察官办公室

　　3）检察官办公室向司法部长提交书面说明

　　4）在司法部内部，刑法事务局检察官检查判决书，准备执行提议

　　5）司法部高级官员仔细阅读执行提议，然后交给部长办公室

　　6）一旦司法部长签署执行提议，该提议成为行刑令

　　7）在行刑令签署五日内犯人被处决。五处刑场处于首尔、大田、浦山、Daegu和光州。

　　3.集体执行

　　韩国的最后一次死刑执行发生在1997年12月，23人在没有什么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在同一天被处决。另外，1995年有19起执行，1994年15次，都各自发生在同一天。这种不一般的处决方式看上去包含了文化特征。这种集体处决的制度的“示众”效应无法被月份统计数据证明。[47]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死刑比监禁哪怕是有一点点的优越。

　　（二）总统的意志以及检察官执行原则

　　1.检察官的准司法地位

　　韩国检察系统的组织模式基于检察官独立概念之上，与司法独立的概念相对应。司法独立的概念来自三权分立制衡的理论。换句话说，通常认为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部门的机构和运行必须独立，并与行政和立法权分离。但是检察官的位置处于司法和行政权利之间：它有司法性质因为它包括起诉权和参与审判权，它同时又有行政性质因为检察机关的最终目的是给犯罪人以合适的惩罚。检察系统常常被批评受政治影响。根据韩国法，每一名检察官都有独立权，在不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行使调查犯罪、参与审判和执行判决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有类似法官的独立性。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使检察官有效地行使职权，检察官系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最顶层的检察总长受司法部长的指挥和监督。[48]在检察官在刑事程序中的重要性的问题上，《检察官办公室法》规定司法部长，作为检察功能的最高长官，可以宏观上指挥和监督检察官，但是在各个具体的案子上只能指挥和监督检察总长（第8条）。[49]这条规定的目的是保障检察官的半司法地位，保障每位检察官能在不受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处理手头的实际案件。这种机构结构类似行政机关。

　　2.总统的意志

　　死刑暂停开始于金大中总统任职期间（1998 -2003），在卢武铉任职期间继续（2003 - 2008），在目前的李明博政府治下仍然有效（2008-）。金大中当时对他的司法部长签署死刑执行令有非常大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韩国总统把持政府机构甚至三权分立的其他两个权力部门。1987年民主化后总统仍然掌控政府行政部门。在这个背景下，考察金大中中止死刑的决定如何被遵守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司法部和职业检察官群体是反对废除死刑的。然而传统上司法部长命令执行每一例死刑的时候是要与总统沟通的。在金大中的影响下司法部长没有遵循《刑事诉讼法》465条（1）款的规定。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实际上，六个月的要求没有被遵守。1973-1974年间事实上的死刑暂停好像是受到了当时司法部长个人的佛教信仰的影响。[50]在金大中任职期间，虽然杀人率上升，地区法院死刑判决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高等法院死刑取消率从金泳三（1993-1998）任上的60％到了接近70％。金大中还赦免了11名等待执行的死囚；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们对总统特赦权的运用。[51]

　　（三）特赦

　　特赦完全或部分取消或者弱化法院做出的刑罚决定。《特赦法》[52]规定四种特赦：普通特赦、特殊特赦、减刑和权利恢复。特赦由总统令发布（普通特赦、减刑和权利恢复）或者总统个人发布（特殊特赦、个案减刑、个人权利恢复）。总统令发布的特赦针对所有符合条件的犯某个罪的人。个人特赦由司法部长向特赦委员会建议；委员会研究建议；最后由总统批准。金大中赦免了11人的死刑（5人在1999年8月13日，2人在2000年8月15日，4人在2002年12月31日）。卢武铉也在2007年12月31日将6人的死刑减轻为无期徒刑。金大中政府之前对死刑的赦免发生很少：1951年1人，1954年2人，1977年2人，1990年1人。[53]

　　（四）现存58名终审死刑待执行犯人的问题

　　自从1998年韩国中止死刑执行以来，现在一共有58名死囚等待执行。他们的罪是：

　　表4 死囚人数

　　┌──┬───────┬──┬──┬──┬──┬──┐

　　│犯罪│故意杀人（报复│抢劫│强奸│绑架│纵火│弑尊│

　　│ │或者没有动机）│杀人│杀人│杀人│杀人│ │

　　├──┼───────┼──┼──┼──┼──┼──┤

　　│总58│23 │25 │2 │3 │3 │2 │

　　└──┴───────┴──┴──┴──┴──┴──┘

　　来源：Lee, Tae-Hi （footnote 9），p. 68.

　　这些死囚的法律地位模糊。2009年，宪法法院判定下级法院对于一个转为无期徒刑的前死囚犯人在作为死刑犯人收监的日期不加以计算的操作合宪。[54][55]大部分这些囚犯已经在监狱里呆了超过十年。有鉴于此，法律新的修改取代先前的《监狱法》、《刑罚管理法》和《囚犯待遇法》，包含了专门的一章对死囚的待遇进行规定（第十章：89 -91条）。但是这种死刑的管理办法还是受到批评，因为死囚们会遭遇所谓“死囚现象”，有可能违反他们的人权。[56]

　　（五）行政部门的角色

　　在前1987年的宪政体系下，总统的控制力非常强大：法律上，同时也是事实上对立法和司法部门进行掌控。[57]所以实际上总统是作为执政党的长官在死刑问题上起决定性的作用，立法部门仅仅是为了在法理上保障这种总统权力的实施。1987年民主化以后，总统对执政党控制不如以往，而且执政党在国民议会里面失去多数，造成党派分裂的局面。金大中政府政治环境的这些因素影响到它的死刑政策。虽然他可以决定他的司法部长是否签署行刑令，但是他可能无法将废除死刑的法律提案提交到国民议会讨论。[58]

　　四、死刑与立法

　　1999年以来有三次议员们支持法案用无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不得保释取代死刑，但每次讨论都无疾而终。[59]现在的第十八届国民议会期间有两个提案被提交，正在立法司法委员会讨论。

　　表5 废除死刑提案

　　┌──┬────┬────┬────┬─────────┐

　　│ │15届议 │16届议 │17届议 │18届议会（2008- │

　　│ │会 │会 │会 │2012） │

　　│ │（1996－ │（2000- │（2004- │ │

　　│ │2000） │2004） │2008） │ │

　　├──┼────┼────┼────┼────┬────┤

　　│提交│1999年 │2001年 │2004年 │2008年 │2009年 │

　　│日 │12月7 │10月30 │12月9 │9月12 │10月8 │

　　│ │日 │日 │日 │日 │日 │

　　├──┼────┼────┼────┼────┼────┤

　　│发起│Yu Chae │Cheong │Yu In- │Park │Kim Bu │

　　│人 │-Geon │Dae- │Tae │Seon- │-Gyeom │

　　│ │（91名 │Cheol │（175名 │Yeong │（53名议│

　　│ │议员） │（63名 │议员） │（39名议 │员） │

　　│ │ │议员） │ │员） │ │

　　├──┼────┼────┼────┼────┼────┤

　　│替代│无期徒 │无期徒 │无期徒 │无期徒 │无期徒 │

　　│惩罚│刑 │刑（限制│刑不得 │刑不得 │刑不得 │

　　│ │ │假释：最│假释 │假释 │假释 │

　　│ │ │早15年 │ │ │ │

　　│ │ │后） │ │ │ │

　　├──┼────┼────┼────┼────┼────┤

　　│结果│在立法 │在立法 │正在立 │正在立 │正在立 │

　　│ │司法委 │司法委 │法司法 │法司法 │法司法 │

　　│ │员会被 │员会被 │委员会 │委员会 │委员会 │

　　│ │拖延，已│拖延，已│考虑，已│考虑 │考虑 │

　　│ │撤消 │撤消 │撤消 │ │ │

　　└──┴────┴────┴────┴────┴────┘

　　来源：Lee, Ho-Jung, “ Sahyeongmigyeolsu-ui ingwon-gwa gyo-dohaengjeong-ui seonjinhwa（Human rights of inmates on death rows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nal administration）”in： Park, Seen-Yeong（footnote 9），p. 18.

　　如果现在正在被考虑这些法案可以在国民议会得到通过，这将是实现法律上废除死刑的最简单的方法。然而在议会这个层面，公共舆论通过对议员施压一直是在韩国保留死刑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虽然多数议员支持废除死刑，一个支持保留死刑的少数派通过煽动民意保护死刑。在韩国，民意一直比较稳定，可能反映着根深蒂固的儒家复仇观念（平均60％支持保留死刑）。[60]

　　五、国际法与国内法

　　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议定书（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的第二任择议定书议定书）[61]试图废除死刑。韩国没有选择批准该议定书，继续在法律里保留死刑，虽然自1998年死刑执行已经被中止。然而，根据韩国宪法，该议定书可能是“普遍承认的国际法”。韩国宪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本宪法达成并颁布的国际条约和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具有大韩民国国内法同等地位”。通常认为该条款的精神要求韩国国民和政府官员忠实遵守国际法律准则。所以，通过这个条款“根据本宪法达成并颁布的国际条约”在韩国具有国内法效力。韩国国内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根据宪法”的这个用语，来源是宪法第60条1款：“国民议会有权力同意达成并批准有关互助或共同防御的国际条约、有关重要国际组织的国际条约、友谊通商和航海条约、有关任何限制主权的条约、和平条约、将会给国家或人民带来主要经济负担的条约以及有关立法事宜的条约”。

　　如果只有“根据宪法”达成并颁布的条约—换句话说需要议会同意的条约—才具有国内法效力（A类），而相应地根据同一条不需要议会同意的条约（B类）则不具有国内法效力。这样，通常认为这些不经过议会同意的条约地位低于国内法，相当于“行政法令”。[62]与该通常理解相反，法院系统和行政系统（外交和贸易部）不在A类和B类间作显著区分。而且，即使第6条第1款和60条第1款是这么说的，法院在操作中还是给B类条约国内法地位。[63]法院好像是在努力尝试解释条约，这样以来它们可以不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精神相违背。[64]如果B类条约只有国内法令的地位，从而一些这样的条约因为与国内法抵触失去在韩国国内的法律效力，那意味着韩国将违反维也纳公约。根据《宪法》第6条第1款，“普遍承认的国际法”不需要议会的同意。这样国际习惯法属于B类法。就法源说，在任何案子里法院通常非常不情愿地适用国际习惯法。[65]

　　六、结语：事实上的废除—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困惑

　　看上来韩国的事实死刑废除有三种可能的未来：（1）继续目前的死刑执行中止；（2）正式废除死刑；和（3）恢复行刑。在2010年，有一次恢复行刑的尝试，[66]也有尝试激活反死刑运动、在议会通过废除法案。[67]当前的实质死刑废除处于希望和绝望的两个极端之间。对韩国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部门的死刑问题分析显示一个逐渐走向正式废除死刑的趋势。逐渐的废除需要一段时间。有些死刑废除主义者可能失望地认为一段没有执行但仍然有死刑的时间是没有必要的。死刑保留主义者则希望运用中止的这段时间修补死刑的短处。那么有没有事实证据表明在这段过渡期后死刑废除会如约实现？韩国的经验会表明中止执行不是实现废除死刑的终极战略，但是是渐进式实现正式废除的最后一个手段。在中止的这段时间里应该夯实废除死刑的下层建筑。重要的是韩国13年的死刑中止不成为终点，而是继续走向全面永久取代死刑的一步。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点评如下：

　　韩国知名刑法学者赵炳宣教授从死刑与司法、死刑与行政以及死刑与立法这三大层面探讨了韩国死刑的发展趋势，通过对死刑问题的分析展示了死刑的废止进程。在韩国，中止执行死刑不是实现全面废止的终极战略，仅仅是渐进式实现正式废除的最后一个手段，其13年的死刑中止不是终点，而是走向全面永久取代死刑的其中一步。韩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在中国，从应对死刑变革全球化挑战的角度出发，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现有的死刑制度为基础，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其中，限制和减少死刑可以作为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而全面和彻底废止死刑则可以作为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远期目标。对于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从应对死刑变革全球化挑战的角度，应当采取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并进的路径。一方面，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能在源头上实现限制与减少死刑适用的目标，因为规定更为严格的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与更为宽松的死缓适用标准，努力减少死刑罪名，并在法律上严格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规格，显然能够直接产生减少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从而能有效地缓解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限制和废止死刑的国际压力；另一方面，考虑到死刑的立法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程序繁多的重大工程，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步伐与力度就可能会受到较大的限制，改革的进度也可能会比较缓慢，而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可以避开很多障碍，从而能够更为方便、快捷地限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在对死刑制度进行立法改革的同时也应充分利用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运用司法的手段切实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不过，尽管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应当立法和司法并进，但是就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而言，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应被定位为仅仅是一个过渡手段，因为死刑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最终必须借助于立法手段。赵炳宣教授在论文中从国家结构框架下梳理韩国死刑废止进程所表达的学术主张，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赵炳宣，单位为韩国清州大学。付强，单位为《法学杂志》编辑。赵秉志，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截至本文见稿，2010年，这已经是死刑中止执行的第13年。2007年12月当中止执行通过十年的关口的时候，大赦国际认定韩国已经“基本上废除了死刑”，因为自从1997年12月处决23人以后韩国再也没有执行一起死刑。约翰逊和Zimring视韩国为实质上废除了死刑。见David T. Johnson and Franklin E. Zimring, The Next Frontier: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 16 (Figure 2. 1).
[2]1998年二月当金大中当选总统时（他本人也曾被判死刑但后来被赦免），韩国开始实行非正式死刑执行中止。
[3]见Cho, Byung-Sun, “The Death Penalty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Asian Values’ and the Debate about Capital Punishment？” In PeterHodgkinson and William A. Schabas, eds.，Capital Punishment: Strategies for Abol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253-272.
[4]See Cho, Byung-Sun, “South Korea’s Changing Capital Punishment Policy: The Road from De Facto to Formal Abolition.”Punishment andSociety 10: 171-205 (2008)．
[5]Justice Minister Lee Kwi-Nam hinted at resuming utions for those convicted of “capital crimes,”breaking a 13-year-old virtual moratori-um on the death penalty, Tuesday. ' I am considering setting up an ution facility at this prison,”Lee told reporters during a visit to Cheongsong Pris-on, Gyeongsang Province, where serial killers, murderers and repeat rapists are imprisoned. “The purpose of such a facility is to carry out the death sen-tence,”said Lee, whose signature determines whether death row inmates are uted. However, the minister added that the resump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will be reviewed with cautio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factors such as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concerned parties nationwide. Lee’s remarks followed therecent case involving a 13-year-old schoolgirl, identified as Lee, who was abducted, raped and murdered allegedly by convicted rapist Kim Kil-tae.
[6]2008 Heon Ga 23. The ruling came after a request was filed by a 72-year-old fisherman who wa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the premeditated mur-der of four tourists in Boseong, South Jeolla Province, in 2007. The man, whose case is now pending at an appellate court, filed a petition with the courtin 2008，calling capital punishment a measure brazenly denying dignity and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7]Law No. 8730 of 21 December 2007 (full revision)．When the full revis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it can be cited as‘the Revised CPA.
[8]今日韩国有一个高级阶段的民主结构，地方议会自由民选，国家政府三权分立。韩国的体制是一元制民主、共和、总统制政府。总统为人民直选，只任一届五年任期，对中央政府有广泛的权力。
[9]Law No. 7623 of 29 July 2005.
[10]Law No. 9820 of 2 November 2009.
[11]Law No. 5454 of 13 December 1997.
[12]See Kang, Seok-Gu and Kim, Han-Gyun, Sahyeongjedo-ui hamnijeok chuksojeongbi bang-an( Proposal of rational limitation of capitalpunishment)，Seoul： Hanguk hyeongsa jeongchak jeonguwon(Kore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Press)，2005，pp. 136-57.
[13]Source from Correctional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Lee Tae-Hi, “ Sahyeongjedo-wa gyodo haengjeong jeongchaik semina toron jaryo（Materials for the discussion at the seminar on the death penalty and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ion）”in: Park, Seon-Yeong （ed.），Sahyeong jedo-wagyodo haengjeong (The death penalty and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ion) (Seoul: Park Seon-Yeong A Member of National Assembly, 2009)，p. 68. Seeinfra Table 4. The total number of inmates with finalized death sentences was 64 till December 2007，but the former President Rob Mu-Hyun commuted6 inmates in December 2007.
[14]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handle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law. Three factors are necessary to deem an issue of a law’s constitutionality a precondi-tion of a court’ s judgment: first, a concrete case is pending before the court, second, a law applies to the concrete case and third, whether the law’ sconstitutionality affects the outcome of the decision.
[15]Decision of 28 November 1996, 2002 Heon Ga 5，Panryejip（Constitutional Court Case Report） Vol. 14 No. 2, 600. Article 13 of the NationalSecurity Act stipulated that should a person, who has already been convicted for a violation of the Act, violates the Act again, he or she may be sentencedto death.
[16]Although Professor Kuk Cho emphasized the issue of the proportionality of punishment in that case,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s argument wasmainly the issue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nullum crimen sine lege. See Cho, Kuk, “Death Penalty in Korea: From Unofficial Moratorium to Aboli-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3 No. 1，21(2008)．
[17]Law No. 8727 of 21 December 2007.
[18]Decision of 27 November 2003，2002 Heon Ba 24. The Article stipulated that those convicted of the offense of purchasing or possession of drugsfor the purpose of selling are to be sentenced to death, life imprisonment or over 10 years’ imprisonment.
[19]Decision of 29 November 2007，2006 Heon Ga 13，Panryejip (Constitutional Court Case Report) Vol. 19 No. 2, 535.
[20]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4 )，178-79 Table 2.
[21]In criminal cases, an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may be made on the following grounds: 1）a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law, order, or reg-ulation material to the judgment of the lower courts; 2) the abolition, alternation, or excuse of penalty after the judgment has been rendered by the lowercourts ; 3 ) existence of a reason to request for a review; or 4) a grave error in fact-finding or extreme impropriety in the sentencing where the death pen-alty, a life imprisonment, or an imprisonment of more than 10 years has been imposed. In the Supreme Court, either the Grand Bench composed of theJustices sitting en bane or the Petty Benches, each usually composed of three or four Justices, preside over the cases.
[22]Decision of 11 June 1985，85 Do 926.
[23]Decision of 13 June 2003, 2003 Do 924.
[24]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4 )，190-95 Table 10 and 11；Johnson and Zimring (footnote 1)，p. 186 Figure 5.4.
[25]Law No. 8270 of 26 January 2007.
[26]Jeonkwan means ‘former judges and prosecutors’ and Yewu means‘giving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certain people. The practice consists of af-ford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during litigation to recently retired judges. Despite official denial by the Korean judiciary, the Korean public widely believesthat the practice of judicial cronyism is quite damaging to a fair trial. The practice operates as follows: a recently retired judge who files suit as a privateattorney receives favourable treatment from the courts during the legal process. Although such preferential treatmen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impartiality, theKorea legal profession has nonetheless long accepted this unethical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high probability of a favourable outcome, former judges cancharge fees significantly above normal rates and, in so doing, make a considerable sum in a short time after retirement. This cronyism pressures Koreanjudges,by custom, to help former colleagues in this way.
[27]Decision of 27 November 1997, 97 Heon Ma 60. The Old Article 35 of the CPA states that “defense counsel may review and copy the relevantdocuments or evidence after the prosecution is filed.”Prior to the decision, prosecutors had refused to allow defense attorneys to access the records, argu-ing that access is possible only after a trial is open because access before the trial would weaken prosecution’ s cases. The Court held that“[t]he defenseattorney’ s access to the investigative records kept by prosecutors is indispensable to maintain the substantial equality between parties and materialize fastand fair trial. Excessive limitation on the access violates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fast and fair trial and right to counsel.”
[28]Decision of 27 March 2003，2000 Heon Ma 474.
[29]Decision of 13 Nevember 1998，96 Do 1783，‘so-called dentist and her daughter murder case.’
[30]See weekly magazine‘Hangyeore 21’，25 February 1999 (No. 246 )，p. 6. This decision was criticized by a criminal law professor, Kim II-Su.
[31]Decision of 8 Octorber 2009, 2009 No 240.
[32]As for selected criminal cases, lay participation trials will be implemented on a pilot basis from January 2008.‘Lay Participation Committee’(tentatively named) to be formed in 2010, will be composed of members from legal probationers, academia, and NGO groups. The Committee will designa final form of Lay Participation System to be implemented starting 2012, utilizing the evaluations from the Pilot system. Lay Participation will be appliedto serious criminal cases at first. Applicability of the Lay Participation System to other types of cases will be determined after reviewing the Lay Participa-tion's application to criminal cases. The final form of the lay participation trials particularly suited for the Korean judiciary is planning to be launched by2012.
[33]During the one-year period of January 2008 through January 2009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jury system in South Korea, among approximately2, 500 of potential cases (i. e.，those cases where the defense could request or could have requested jury trial)，the defense requested jury trial in 249 ca-ses or less than 10％ of the possible cases. Among 249 cases where the defense requested jury trial during the above period of time, the court decided notto provide a jury trial in 61 cases (24.5％ denial rate)．See Judicial Statistic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eng. scourt. go. kr/eng/resources/statistics. jsp)；Cho, Byung-Sun, translated by Yamana, Kyoko, “ One and half hours experience of Korean lay participation trail sys-tem: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evaluation” Kansai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59 No. 5，90-128 (2010)(in Japanese).
[34]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29 )，90-128.
[35]Especially the Act for the Punishment of Sexual Violence Crimes and Protection of Victims ( law No. 8059 of 2006, last revised on 27 October2006, as Law No. 8059) introduced an expanding protective system for sexual violence victims.
[36]Law No. 7766 of 29 December 2005.
[37]The posthumously acquitted eight individuals-Woo Hong-Son, Song Sang-Jin, Do Ye-Jong, Yeo Jeong-Nam, Kim Yong-Won, SeoDo-Won, Ha Jae-Wan and Lee Sub-Yeong-were uted at 6:00 a. in. on April 9, 1975，‘just 18 hours’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sentencedthem to the death penalty on April 8，1975. Thus the day was afterwards called‘the black day in the Korean courts history’or‘the day of court mur-der.’
[38]According to the CPA (Art. 463)，the minister of justice has right to order u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president was consulted beforethe ution order of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especially under Park’s regime the then-president Park as a dictator directly ordered the ution.
[39]In December 2005, a Seoul Central District Court ordered a retrial of the case after a presidential truth commission found no evidence that theeight defendants were guilty, an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also tortured into making false confessions. The commission also found official documents showingthat the government had issued orders to ute the activists hours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announced its verdict. 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commis-sion on 11 September 2002, relatives of the victims had demanded a retrial for years, claiming that the state intelligence agency framed the suspects withfalse charges. An intern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NIS) probe also concluded that its predecessor, the Kore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nipu-lated two cases involving Inhyeokdang on the orders of former President Park Chung-Hee, who was facing increasing demonstrations from activists andcollege students against his dictatorship. The report of the truth commission was summarized in Chosun Ilbo (Chosun Daily Newspaper) of 12 September2002.
[40]In its ruling, the Seoul Central District Court cleared the uted dissidents of all charges, including viol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the Anti-Communism Law and treason charges for plotting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concluded that the prosecution’ s interrogation recordsand the defendants’ written testimonies could not be held accountable as evidence, since intimidation, coercion and other forms of mistreatment are sus-pected to have been trade against the detained. The court also said that the prosecution failed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s were involved in organized ac-tions in a pl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41]Decision of 19 September 1967，67 Do 988.
[42]Decision of 19 September 1969，69 Do 988.
[43]Decision of 12 June 1987, 87 Do 1458.
[44]Decision of 28 November 1996, 95 Heon Ba 1，8-2 Panryejip (Constitutional Court Case Report) Vol. 8 No.2, 537，595. Before the 1996ruling, already twice constitutional petition against capital punishment was instituted in 1989 (89 Heon Ma 36)，and in 1990 (90 Heon Ba 13)，but twopetitions were dismissed by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the Case Number of ‘89 Heon Ma 36,’the number ‘89’indicates the year,‘Heon Ma’ refers tothe jurisdiction classification, and ‘36’ is a serial number of each case.‘Heon Ma’ refers to a constitutional peti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68（1）of Con-stitutional Court Act ( review over the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Heon Ba’ refers to a constitutional peti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68 (2)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Act ( review over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laws)，and‘Heon Ga’ refers to a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of laws . When it becomes necessaryfor the ordinary court to ascertai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ny statute or provision thereof before applying such laws to a pending case, the ordinary courtmust request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n its own initiative or upon the motion of any party to the original case, to have the law’ s constitutionality，－viewed. According to Article 68（1），anyone whose fundamental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have been infringed through the exercise or non－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powers may petitio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for relief（‘Heon Ma’）．If a legislative act, presidential decree, ordinance or otherlaw directly infringes upon an individual’ s fundamental rights, the individual may file a Constitutional Petition against the law itself. Another kind of Con-stitutional Petition is prescribed in Article 68 (2 )．Any part to an ordinary court proceeding, whose motion for referral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for ajudgment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 law was rejected by the court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can have recourse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to receive finaljudgment on the law’s constitutionality. This avenue is available in case the ordinary courts do not request a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 law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even though the law is suspected to be unconstitutional（‘Heon Ba’）．
[45] Decision of 25 February 2010, 2008 Heon Ga 23. On the case in detail, see footnote 6.
[46]Law No. 9136 of 11 December 2008.
[47]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4)，171-205.
[48]Article 8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 Act states that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may‘generally’ direct and supervise public prosecutors but for‘specific cases’ can only direct and supervise the Prosecutor General. Thus, in order to secure the independence of public prosecutors from political in-fluences, the role of the Prosecutor General in Korea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So, the term of the Prosecutor General shall be2 years, and he shall not be re-appointed, and he shall not promote or join any political party within a two-year period after he retires from office
[49]law No. 8717 of 21 December 2007.
[50]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3)，p. 271 footnote 84; Cho, Byung-Sun (footnote 4)，197 note 4.
[51]See Johnson and Zimring （footnote 1），p. 176; Cho, Byung-Sun (footnote 4 )，171-205.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Hankyoreh of 31 De-cember 2009 the number of commuted inmate on the death row is 11. 5 persons on 13 August 1999 , 2 persons on 15 August 2000 and finally 4 personson 31 December 2002.
[52]Law No. 8721 of 21 December 2007.
[53]See Newspaper Hankyoreh of 31 December 2009，p. 4.
[54]Supreme Court, Decision of 4 March 1991，90 Mo 59.
[55]Decision of 29 October 2009，2008 Hein Ma 230.
[56]See Lee, Ho-Jung, "Sahyeongmigyeolsu-ui ingwon-gwa gyodohaengjeong-ui seonjinhwa（Human rights of inmates on death rows and theimprovement of penal administration）”in: Park, Sewon-Yeong (footnote 9)，pp. 15.
[57]See Yoon, Dae-Kyu, Korean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Law, Seoul: Korea Legis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Press, 2008，pp. 99.
[58]In a speech given in 2007 in appreciation of the ten-year moratorium on utions that Kim told that his efforts failed due to obstinate resist-ance of related authorities. See Johnson and Zimring （footnote 1），p. 177.
[59]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4)，171-205.
[60]See Cho, Byung-Sun (footnote 4)，196 Table 12. Detentionists are 60％ in average.
[61]GA Res 44/128, UN GAOR, 44th Sess，Supp. No. 49, UN Doe A/44/49（1989），207. See Cho, Byung-Sun, “International Covenant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ICCPR） and the Second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ICCPR on Death Penalty” in: The Vietnam-EU Death Penalty Seminar,Hanoi: the 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 2004，pp. 16-26.
[62]See Lim, Ji-Bong, “Honbopjok Kwanjomeseobon Kukhoeui Tonguirul Yohanun Chojak-Taehanminkukui Kyungurul Chungsimuiro (TreatiesRequiring the Consent of the Legisl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Law-Forcusing on the Korean Case)”，Kukjebop Tonghyanggwa Silmu(Tendenci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1(2004)，pp. 110-11，118; Kim, Cheol-Su, Heonbophak Kaeron (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 Legal Science)，Seoul: Pak Yeong Sa, 2004, pp. 247-48; Heo, Yeong, Hanguk Heonbopron（Essays on Korean Constitution），Seoul: PakYeong Sa, 2004，pp. 170-71. This prevailing view was criticized by Seong, Chae-Ho, “Kukjejoyakgwa Kuknaebopui Kwangyee Kwanhan SiltaejokKochal（Practical Review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Domestic Laws）”，Kukjebop Pyeongron（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 21(2005)，pp. 46-48.
[63]Judgment of 24 July 1990, Supreme Court, 89 Hu 1479; Judgment of 21 March 2001，Constitutional Court, 99 Heon-Ma 139, Panryejip(Constitutional Court Case Report) Vol. 13 No. I（2001），p. 679. See generally Lim, Ji-Bong (footnote 57)，pp. 115-17.
[64]See in detail, Cho, Byung-Sun, “Urinara eseoui Guklehyeongbeop ui Jeonmang gwa Gwaje（Perspectives and Task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Law in South Korea）”，Hyeongsabeop Yeongu (Journal of Korean Criminal Law Association) Vol. 27 No. 4(2007)，pp. 274-91.
[65]Decision of 14 February 1992, Seoul High Court, 89 Ku 16296; Decision of 22 July 1991，Constitutional Court, 89 Heon-Ga 106; Decisionof 16 July 1998，97 Heon-Ba 23. See also Chung, Kyeong-Su, “Kukjeingweonbopui Kuknaejokyonge Kwanhan Pipanjeok Punseok (A Critical Re-view over the Domestic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Minju Pophak（Democratic Legal Science），Vol. 17(2000)，p. 168; Cho,Byung - Sun （footnote 61），pp. 274-91.
[66]See footnote 5.
[67]See above chapter IV, two bills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2008 and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