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故事与基尼系数的法经济学剖析

【关键词】雷锋故事；基尼系数；法经济学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雷锋的童年充斥悲苦而辛酸，但他藉由社会制度而向上流动，成为公务员和军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多次立功，用行动阐述了什么是一个居于合格之上的高尚的社会人。然而，雷锋的短暂一生不啻幸福：社会没有因其童年之不幸而遗忘他，去阻塞其向上流动的意愿。一种类似于程序公正的社会公正，倚据于制度层面，给予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效率与公正是那么不可调和，至少在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是如此。而考虑发展结果，可以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实现公正，则是带有风险的。这种结果公正常常带有对赌性，群体牲牺当前利益来换取制度的长远利益，而个别人则不愿意。这样，雷锋式发展在大多数人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很难通向建立在效率上的公正之路。人们宁愿看着手头现成的财富不愿撒手，也不愿为建立良好制度而让渡半点利益。这有些难办。而且，一般情形下，人们更愿意谈论财富的集中使得既得利益者为富不仁，把制度性危机转嫁到情绪化吐槽中。但真正的秘密是，我们发展的阻碍力量就在一片一片的负面情绪中。雷锋的幸福生活来源于，人们在拥有不太多的财富时，往往慷慨，愿意为别人为社会让出自己的身体与心脉，牺牲一些小我的东西。而社会公正一旦打开，这种幸福可以一次次复制。

　　一份《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8月21日发布）显示，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最高农户与收入最低农户的差距有10倍之多。收入差距在农村内部蔓延！究其原因，主要在就业与分工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拿农民工阶层讲，没有哪个社会阶层比2.5亿农民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社会压力。一方面，他们无法拥有普通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服务和就业选择；另一方面，农民阶层内部在更激烈地分化。在选择返乡追求归属感与更多权利，还是选择在城市当“半公民”，成为所谓“高收入农户”，是一个阶层，一个庞大群体已然面对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了。在土地所有权制度、使用权制度与交易制度尚未明晰的背景下，在政府倚重土地财政、腐败频现与政府公信力不足的现状下，在医疗、教育、人情成为农民支出的“新三座大山”的境地下，农民工阶层乃至于农民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已被严重地堵死。这足以让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社会制度缺乏人文关怀，当前决定个人机遇的是其社会地位而非个人努力。于是在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愈富者愈成为阻碍者，制度资源索性成为利益守护力量，而穷人则越来越被关在“黑屋子里”，社会被锁定在恶性循环里，创新与发展力量被稀释，而成就两种阶层的尖锐对立局面。这是一种最可怕的场景！雷锋式发展依赖的个人的“道德捐献”，不涉及为富不仁问题，而于此，则是富者阶层的法制强权而带来的悲情“关门”。重塑中国的法律制度，整顿对基础资源的掌控，缓解而非加剧社会不平等，让社会阶层更顺畅地向上流动，刻不容缓。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眼下，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规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民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倡导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非常具有预见性。

　　从雷锋的故事到基尼系数的畸高，映射出中国当前在个人道德层面与社会制度层面的闭锁式“恶之花”。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对中国兴衰历史进行手术般剥离解析：今后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在社会高低阶层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制度合理化。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社会，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海，有赖于建立公平的社会资源分享制度，有赖于更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有赖于我们秉持开放心态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




【作者简介】
肖继耘单位为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