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以当下个体生命为切——一个学人的孙志刚案备忘

发布日期：2004-09-21 文章来源：互联网

　　此种关切，原本并非像现在这般如此沉重地压在心头，随着案件态势的发展，却与日俱增……

　　从悲愤麻木到建议

　　对孙志刚案的注意，是在一腔复杂的情绪中产生的。回首反顾，似乎难以把纠结在一起的情感之丛分辨清楚。只是，至少有愤怒、悲凉与麻木。愤怒者，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无端端地被滥用权杖的执法者残酷剥夺；悲凉者，为平日里真切向往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理想受到如此肆无忌惮的蹂躏、践踏；麻木者，为早已频频见诸媒体的类似孙志刚的那些血淋淋事件。麻木，本不应有；但当时既已生成，现在亦不必讳言。

　　是挚友萧瀚，把我从这种可耻的麻木中拖将出来。萧瀚是一位对任何的非正义极具敏感、眼光与笔锋同样犀利的学人。孙志刚案一经披露，他以常人无法在其瘦弱身躯上想像得出的坚定毅力，直面事件中的罪恶、黑暗与血腥，夜以继日地提笔写作，几乎每天都为此案奉献一篇见地深刻之评论。在5月14日许志永、腾彪、俞江三位博士以公民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之后，也是在孙志刚案联合调查组公开初步调查结论，相关犯罪嫌疑人纷纷受到羁押之后，萧瀚通过电话表示他更加关切此案是否可以得到公正的调查和处理，并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的设想。起初对这一设想的可能效果狐疑不决的我，最终被说服了。

　　5月19日夜，北京西苑饭店大厅茶座，萧瀚、何海波及其夫人叶逗逗和我，聚集一处商讨建议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一番议论后，尽管对特别调查程序的启动并不抱乐观期待，但是，案件初步调查结论的诸多疑点、真正责任的可能被遮盖、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替人受过，促使我们决意通过建议的方式，表达对个案能否获得公正处理的关切。一个基本共识：行动的意义大于结果。

　　牵挂：为公正对待个体生命的紧迫性

　　在起草、拟订建议书的过程中，几经交流，贺卫方、盛洪、萧瀚、何海波与我，对建议书的另一面内容也大致形成合意。

　　三位博士的建议，对于提升违宪审查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对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未来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甚或废除，与其建立一样，当在充分、细致的调查基础上，经过审慎的、理性的、乃至激烈的论辩之后进行。收容遣送制度由来已久，可制度设计者原先的设想、制度现实运作中已经出现的异化、其在现下承载的可能正当和不正当的功能、零星报道早已披露但未完全揭开盖子的暗藏罪恶，都从未有详细的报告和论证。在此情形下，议论此项制度的违宪违法性、提议废除、甚而在结果上可能一举消除所有的收容遣送站，似乎过于急切而有失必要的谨慎，在决策者那里，似乎也不易获得肯认。为此，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公正、独立、权威的调查，以便为制度改革、为可能的人性化替代制度之设计确立基石。

　　正是虑及制度改革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正在接受调查和羁押的当事人的命运，更加凸显应予深切关怀的意义。尤其，恶性事件曝光到初步调查结论公开，仅仅不及二十天，如此迅速的处理，勾出我们心底的隐忧：为平息群情的激愤，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冤情？

　　建议书上交以后，参加了多个对孙志刚案及相关制度的研讨会。一次关于违宪审查程序的讨论，恰逢广州市法院已经开庭审理此案。如坐针毡的我在会上激动地提出，收容遣送制度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改革，从1982年立宪以来一直在学界争论不休的违宪审查制度，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建构起来，而被指控伤害孙志刚的犯罪嫌疑人正在接受审理，几天之内就会有对他们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审判结果！可从已有的报道看，至少有些当事人似乎存在被胁迫加入行凶行列的情形，我们为何不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会上的激动渐趋冷静，我也为对与会人员的可能冒犯而略有歉意。毕竟，收容遣送的存废问题、违宪审查的建构问题，关乎未来成千上万人生存的制度环境，关乎未来是否能够避免像孙志刚那样的类似事件的发生。在这些问题上的努力，是同样重要的。然而，想到那些犯罪嫌疑人，内心的牵挂仍然萦绕不去，而且，愈益强烈。思绪偶尔会散发至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它对欧洲大陆封建制度的冲击是巨大的，或许它为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上了助推器，可是，当时有多少个体生命在一片群情聒噪中，失去了基本的存在。一个具体的人，出于坚定的信念，为制度的改造自愿奉献自我乃至生命，其精神与情操无疑是高贵的。但是，制度演进的伟大意义，无论如何，不能以强制牺牲弱小生命的伟大存在为代价，尤其在有能力避免此类牺牲的条件下。

　　宽宥，或应施于制度的受害者身上

　　法院的一审判决终于迅速地作出了。我的母亲来电：你们的努力成功了，十几位罪犯得到应有的制裁。面对并没有从开始就关注此案的母亲，我只能淡淡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是啊，像我母亲一样从法院判决中得出如此结论的，恐怕不在少数。在乍闻孙志刚案时的悲凉之意，不免又袭上心间。

　　如果说在此之前，对个别当事人的关切，可能只是在猜疑之中的一种虽然强烈但又朦胧的感觉，那么，判决的出台，让内心充溢着更加明晰、更加强烈的忧虑。当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曾经受过收容遣送的人，义愤填膺地讲述自己一进去就被打的凄惨经历，当一系列的新闻报道揭发各地收容遣送中屡屡出现的血腥殴打，当媒体披露孙志刚案的一些被告在法庭上陈述自己曾经也遭受毒打，那一长串被判刑的罪犯名单，那一项项加于他们身上的刑罚，恍如一根根冰冷的针刺向胸口，隐隐作痛。

　　他们，年龄多半在20与30之间，最小者甚至只有17岁。他们之中，有的（张明君，年仅24岁，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在法庭上明确讲述，自己在孙志刚之前几个小时被收容进去，已经挨过三次殴打，而在打孙志刚之前又受到“你不打就整死你”的威胁。他们之中，有的（胡金艳，女，救治站护工，年仅20岁，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曾经两次试图制止对孙志刚的殴打。然而，如果判决最终生效，他们都将承受几年至十几年的监狱之苦。几年、十几年以后，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些偶然地被收容进去、自己身受殴打、又被强迫地打人的农民，因为这样一次事件而被判关进监狱，他们以后的生命历程会是怎样的？他们对共和国的法律会怎样想？……在这样的追问拷打之下，我十分茫然。

　　我无意为所有的被告辩护，也无意否认那些被迫打人的罪犯的罪行。胁从犯罪，也是犯罪，自当承负相应的责任。可是，任何罪行假如剥离其发生的具体情境，只会像此案判决结论所显示的那样，顶着一项统一的、抽象的罪名标签。个中可能引起的人性关怀就无从产生，个中可能引起的对犯罪原因的反思与谴责，就会有意无意地被疏忽、忘却。

　　已经无法否认，再也不可能掩盖，收容遣送制度中的罪恶，至少是殴打一项，在某些地方已是习惯性地、常规性地存在，尽管制度设计者并不情愿如此，甚至三令五申严禁之。在那些地方，在这个制度的名义之下，不打人似乎成了反常的现象。打人者，有名为护工实为打手的，也有被收容、被毒打、又被驯服或者强逼成为打手的。当我们的司法立意追究打人者的责任时，至少应当做到两件事。

　　第一，通过真正公开的审理，揭露与案件有关的制度性罪恶，揭露异化的制度如何纵容乃至强制释放人性中的邪恶，以此促成全民的反思、推动制度的未来变革。尽管制度性的罪恶并非刑法意义上的罪，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揭示之，但一个负责的司法体系、一个公开的审理过程、一个不避讳制度丑陋的权力部门，应当把对制度性罪恶的思考与对当下被告的定罪量刑勾连在一起。

　　第二，结合罪行发生的具体情境，调查每个被告不同的主观恶性，从而惩罚甚或加重惩罚当罚者，减轻对制度受害者的惩罚。制度性罪恶的存在，绝对不是具体犯罪的理由，尤其对于那些有能力、有选择余地不去从事犯罪的人：“制度受害者”也不是一个大帽子，让每个犯罪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戴上它。二战以后，盟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在德国的纽伦堡对纳粹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确立的纽伦堡原则是：“奉命行事的个人不能免责。但是，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选择自由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才可能受到惩罚；只有那些有很大的选择自由的人，才应该被传唤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在起诉战争罪犯的过程中，私人、未被任命的人或职位较低的官员，是不会因为其执行命令而被判犯有战争罪的。”借鉴这一折射人性关怀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对像乔艳清那样有选择自由而故意行凶的人，施以重罚；也可以对像张明君那样被强迫犯罪的人，减轻惩罚。当然，在技术上，我们没有“制度受害者”的法律术语，但刑法上关于胁从犯可以减轻或者免于处罚的规定，也是可以为判决提供法律支撑的。

　　摆脱仇恨、报复的情结，摆脱以重刑掩蔽制度丑陋的遮羞心态，在道德伦理上谴责异化的具体制度，在定罪量刑上惩罚主观恶性深重的人、适当地宽宥被迫犯罪的人，让我们拥有博大、宽仁的胸襟，让我们直接或间接缔造的、也生存其中的制度环境在整体上放射人文关怀的光芒。我所向往的，不会是一个善良、美好的梦吧？

　　结语

　　谨以此文，吁请对正在等待判决生效的、有可能提起上诉而进入二审程序的部分罪犯，给予深切的生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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