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誓”闹剧，看香港社会问题及出路

近来香港立法会上演了一场“宣誓”闹剧，香港好几位新当选立法会议员，在入职宣誓时在誓词中掺杂其他语言，其中有两位尤其过分，其中一个叫梁颂恒的，身批写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蓝色横幅，在宣誓时故意把中国读成“支那”；还有一个叫游蕙祯的，更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全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用脏话念成了“People's Re-f**king of 支那”！



这样的宣誓自然是无效的，其中有几位准“议员”经申请重新安排了宣誓，但梁、游二人因为性质恶劣，未获准重新安排宣誓，其后便发生了强行闯会试图自行宣誓，以及前往高等法院提告等一系列“抗争”活动。


此事，最终以全国人大常委会 “释法”而告一段落。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对《基本法》104条的解释，指出宣誓必须符合法定形式和内容要求，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宣誓人面前宣誓，若拒绝宣誓即丧失相应公职资格，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一、香港何以禁得了“香烟污染”，却禁不了“语言污染”？


香港一直以自身的法治环境为荣，甚至引以为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全中国范围内，颁布“禁烟令”的地方不少，但要说执行得最严格、执行效果最好的地方，应该是非香港莫属。但为何香港“禁烟”能做到令行禁止，而对于此类有辱国家和民族的言行却束手无策呢？


有人说，香港是自由社会，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自由没错，但应以不妨碍或干扰他人为底线，而梁、游二人的言论，无疑大大突破了这一底线：


首先，此二人的言行，违反了他们自己的承诺。在参选前，二人都曾经签署了一份支持 “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确认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旦成为特区立法会议员，就必须拥护基本法，并认同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他们在立法会上宣誓时的言行，早已违背了他们之前的承诺。


其次，用如此轻慢的态度对待其服务的主体，不配获得领取报酬的资格。香港每位议员的年薪超过百万港币，另有240万团队运营费，如加上其他补贴，香港立法会支付每位议员一个任期四年的费用超过1600多万港币，领取如此高额的报酬，却出言恶毒地攻击自己的祖国。看来，香港政府今后不仅要提倡“高薪养廉”，还要提倡“高薪养良”，要培养公职人员的良知、良心。


最后，立法会议员又称“民意代表”，应该堪称“公民典范”，却在入职宣誓时公然使用侮辱和低俗的词语，不知道这样的“代表”，能代表什么样的“民意”？ 也不知道透过电视镜头，向外界展示什么样的个人形象和素质？


无论是法律和纪律，还是社会公共秩序，对于公职人员，有特定的言论标准，因为公职人员是具有特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群，而且其言行，已经超出了其个人“私权”领域的范畴。举几个例子：


“HONG KONG IS NOT CHINA”，海峡对岸的蔡英文或许会很乐意听到这句英文，不过，如果她本人有胆喊出类似的话，两岸之间恐怕立刻就是“地动山摇”了。


“支那”这个词源自日本，即使中日关系很一般的今天，日本的安倍首相恐怕也只敢在心里默念这个词，但让他公然用这个词来称呼中国，恐怕他也不会轻举妄动。


至于“Re-Fxxking ”这种粗鄙的词汇，即使像特朗普这种口无遮拦且绯闻不断的人，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也说不出口吧？


香港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应仅仅满足于“禁烟令”这样具体法律的令行禁止，对于政治人物的不当言行，也应该进行严格的约束。笔者一直认为，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由于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制定的，因此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台湾地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应该在适当的时机，对该法进行重新修订，扩大其适用范围。


果如此，恐怕到时候就不是“释法”的问题了，而是“执法”的问题了。


二、谴责“港独”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香港的青年问题


这次“宣誓”闹剧，以及此前“占中”等一系列事件，主角都是香港的年青人。这固然有年青人涉世未深，容易被利用的关系，但放眼世界，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欧洲席卷各地的学生游行，以至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太阳花运动，青年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


1、自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就业难已经成为普遍性难题，在削减开支的成本压力下，毫无工作经验的青年人在就业市场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岗位，“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


2、高物价、低收入对年青人形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宏观经济不景气所带来对自身前途的不确定性，也时刻困扰青年人，加上这一代青年人普遍独立精神和表达意愿较强，所以很容易以一种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3、在一些创新氛围不浓的区域，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商业模式面临下行压力，经营不景气会加剧劳、资关系紧张气氛，资方及其背后的机构很容易成为青年人仇视的对象。


从香港自身的角度看，除了上述全球青年普遍面临的问题，还有如下特定原因：


1、由于香港在“互联网+”等创新经济方面的全方位落后，包括在某些领域的因循守旧（如坚持“同股同权”的表决机制而拒绝阿里巴巴在港上市），香港和大陆之间从“先导性”、“互补性”的经济关系，逐步退化为“竞争性”的经济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使得香港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2、香港“级差地租”的不断扩大，加上香港面积狭小，回旋和腾挪的余地较小，阶层固化现象严重，青年人普遍感到难以通过自身的打拼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


3、中央的不少惠港政策效果不彰。以促进赴港购物、旅游为例，游客给香港带来的经济收入，表面受益的商店、旅行社、酒店、餐馆等，因为房租和成本的转移支付获利不多，但大量访港游客集中到访所造成的特定资源紧张，有可能给市民形成不便。


因此，通过“宣誓”事件，我们在谴责“港独”的同时，也必须正视香港青年人的问题，关键是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让香港的青年人对生活恢复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具体的方法在此难以具体表述，但直击心灵的沟通和真诚的对话是必须的。


三、中央的红包，香港应该怎么抢？


其实，对于香港而言，中央不仅是“释法”，更多的时候，是释放善意、红利。比如，最近要出台的“深港通”，就是一个例子。


港股的PE值，一直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一般只有8倍左右，远低于沪市的14倍和深市的40倍；而美国标普过去十年平均PE是25倍，纳斯达克自成立以来平均PE是46倍。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来自大陆本土的优秀企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其股票估值被严重压低，可以说是应了一句广告词：“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随着港股通的开通，以及前期允许保险资金南下的政策，香港股市估值过低的情况应该会逐渐好转。此外，一个活跃而稳定的资本市场，对于保证香港区域的繁荣与稳定，保证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资本市场对于社会的稳定度非常敏感，谁也不愿意看到因为社会动乱导致股市出现暴跌，对于选择激进的抗议方式会更加理性、谨慎，社会的反制力量也会更强大，事实上，直到今天，香港在市场规则、法治意识、国际认可度等方面，与内地相比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治理透明度方面，都有很多好的经验。因此，除了开放港股通、允许险资进港之外，香港在参与国企改革、民营资本转型升级等方面，以及在 “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方面，机会以及想象空间都很大。


中央以前给香港发“红包”，是采用传统的方式，“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香港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如今，中央推动各项政策，所释放出的红利，则更像是微信“抢红包”，在这个方面，香港必须要尽快改变以前四平八稳，笃笃定定的样子，紧盯动态，眼明手快，该出手时就出手，才能争取抢占先机。


当然，抢红包，有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得留在“微信群”里，要老是不安心，一边琢磨着“退群”的事一边抢，这红包，恐怕是抢不好的；群里的人，也是不会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