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叫好之后还有隐忧

专家会诊：如何与刑诉法并行；如何解决“未尽事宜”

　　连绵起伏的叫好之后，新律师法引来了担忧。这样的担忧见诸报端，跨过２００７年，步入２００８年。


　　１月１３日，被与会嘉宾笑称为新年第一会----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衔接与互动”研讨会，从上午９点一直开到下午６点。受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邀请，来自全国人大、最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司法部的有关人士，与来自学界的刑诉法专家陈光中、樊崇义、卞建林等知名学者，聚集一堂，一同思考着一个值得玩味的法律现象：６月１日起，新律师法将与现行刑诉法结伴而行。前者对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新规定颇具前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刑诉法。有人深入反思，有人表示忧虑，而有人称这个会开得太过“未雨绸缪”。

　　与刑诉法如何协调

　　学界与实务界面对面，第一个话题直指“新法执行”。

　　与会人员第一个无奈的共识便是：自６月１日起的一段时间内，新律师法将与现行刑诉法结伴而行。

　　从１月算起，到６月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召开两次常委会会议，可依照立法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诉法，需经三审，新刑诉法要想在６月１日前出台并生效，几率几乎为零。

　　那么，６月１日起，刑诉法将与新律师法结伴而行，在这样的日子里，新律师法中那些“突破性规定”，能得到执行吗？

　　比如，与刑诉法规定不同，依照新律师法，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再经批准，拿上“三证”就可直接见人；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阅览“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阅览“全部材料”。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明显比实务界更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建成等均认为：新律师法是新法，依据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新律师法生效后，必须也必然得到坚决执行。

　　他们认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诉法，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新律师法，从本质上来说，都属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按照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

　　学者们认为，新律师法“走”在刑诉法之前，这一“修法方式”没有任何立法技术上的瑕疵。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赞成的声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的回应是：“突破”是进步，新律师法是推动刑诉法修改的动力。

　　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有关人士，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几部不同的法律，在规范同一问题时，因为角度不同，用语可以不同。对于新律师法与刑诉法文字表述不一致的内容，不可简单认为相互冲击或抵触。“二者基本精神一致，方向一致。任何法律，一旦生效，便具有普遍约束力，必须得到执行。”

　　在实务部门与会者眼中，新律师法的定位是“行业管理法规”，在性质上，与检察官法、法官法属同一层级。不过，不同的是，“两官”法不曾有超出刑诉法的修改之举，而新律师法中则加入了一些崭新的“刑事诉讼基本程序”规则。这些新规则，无疑给司法行政机关的日常执法，带来了新的要求。

　　新律师法需要执行，刑诉法也需要执行，在具体办案中，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难题”，来自实务部门的代表认为。高检院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说，在有些大陆法系国家，修订某一法律的某些条文之后，为了保证法律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会修改相关法律中的某些内容，让法律之间不存在矛盾。

　　新律师法中的“未尽”事宜

　　其实，即便是饱受赞扬的新律师法，也存在“有待明确”与“未尽”事宜。这些“未尽”事宜也是此次研讨主题。

　　其一，监听的含义是什么？与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在场权（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如何理解？

　　来自公安部门的人士说，会见过程中，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监督，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确保安全，二是监督律师执业。他所理解的“律师会见当事人不被监听”，是指“不通过设备监听”。言外之意是允许“人在场监听”。他认为新律师法的“监听”规定，与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在场监督”不存在矛盾。

　　“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目的在于保障律师与当事人谈话保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建成依据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给出的意见是：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可在场，能看到，但听不到。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其二，律师会见当事人一律凭“三证”，是否“过犹不及”？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持“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然而，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多元，矛盾多发且复杂，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非常重。公安部门的人士建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还是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更稳妥。“还有涉黑案件，犯罪嫌疑人团伙在当地一般都有严密的关系网，一旦走漏风声，办案阻力很大。建议对这类案件，规定律师会见，亦需经侦查机关批准。”

　　陈光中等专家则表示赞同，“对于涉及国家机密案件的会见问题，应从大局出发再斟酌”。

　　其三，律师看卷扩大范围的含义是什么？

　　与会实务部门代表在研究新律师法之后，认为“阅卷条款”的表达方式，易产生歧义。比如，“审判阶段，可以看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那么，在哪里看？在法院，还是在检察院，“所有材料”中是否包括检委会、审委会、合议庭的讨论记录？在案件办理阶段，检察院要看案卷，律师也要看，这怎么协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也提出这一问题。

　　律师代表李贵方从执业角度分析了他所理解的“所有材料”的内涵：律师要看的是侦查机关收集的材料，不是举报人的材料、两院内部讨论记录、领导批示等。

　　与会嘉宾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难题交给刑诉法修改稿。“律师法是静态的法律，贯彻实施需要程序法保障。”同时，他们也提出，如果修改刑事诉讼法周期较长，需要协调事宜较多，那么，可以考虑在６月１日之前，由立法机关牵头，就一些问题协调磋商，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