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之司法抉择

发布日期：2004-08-24 文章来源：互联网

　　在对疑罪的处理上，历来有“从有”和“从无”之争。应该说，“疑罪从无”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是大势所趋。对疑罪的司法抉择，还关乎一系列司法理念的取舍，比如法官的中立地位、沉默权、举证责任、辩诉交易等。

　　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罪行轻重疑惑不决、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常见现象。对疑罪之司法抉择原则，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史上，素有“疑罪从有”与“疑罪从无”

　　的对立立场。“疑罪从无”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之一。

　　一、对疑罪司法抉择之刑法学思考

　　现代刑法担负着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双重功能，“疑罪”从有、从无之争，正是集中地表现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与保护社会机能之价值的冲突。

　　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利益，是通过对犯罪予以刑罚打击为手段的，即以达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之效果。当嫌疑人是否犯罪存疑的情况下，采取“疑罪从有”之原则，如果嫌疑人确属有罪，通过刑罚手段予以处罚，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之目的，但由于其罪存疑，则难免有“滥施刑罚”之阴影，对犯罪者适用刑罚之功效将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嫌疑人无罪，“疑罪从有”，结果则是刑及无辜、刑罚权滥用、人权受到摧残，同时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从而使刑罚的适用完全与刑法宗旨相背，刑罚之正义丧失贻尽，刑罚适用之功效等于负值。显然，疑罪从有无法实现刑法的保障机能，也不能使刑法对社会保护机能得以圆满的实现，而且还构成了刑罚和犯罪对社会利益和公民人权的双重威胁。

　　“疑罪从无”可满足刑法保障机能的要求，但同时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保护机能的放弃和对犯罪者的放纵。事实上，对有罪者因不能确证而从无，但只要以后技术上能够予以完全确证，刑罚降临于他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嫌疑人已被纳入刑事诉讼的程序之中，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事实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机能在一定程度上能予以满足，刑罚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予以发挥。所以，笔者认为，疑罪从无，可使刑法多种价值尽可能得以满足，并可避免国家刑罚权的运用陷入尴尬境地，也可避免刑罚权与刑法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是理智的选择。

　　二、疑罪从无之制度分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疑罪从无的制度保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可以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委婉表达，这就为疑罪从无确立了前提。二是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补充侦查次数以二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就确立了审查起诉阶段的疑罪从无。三是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经法庭审理，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疑罪从无”的明确表达和最终确立。

　　然而，由于疑罪从无本身内涵的丰富和复杂，它的制度化过程也并非能一蹴而就，值得思考、探讨之处颇多。

　　第一，法官的中立地位与疑罪从无。司法人员尤其是侦查人员，出于特定的职业心态和思维习惯，容易产生疑罪从有的倾向。要克服这一倾向，最佳选择莫过于根据“权力制衡”的原理，以侦、诉、审三方权力的相互制约来克服不良心理可能导致的权力滥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注重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这样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如果侦、诉机关产生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倾向，如疑罪从有，则不易得到法官的纠正。因而，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使之成为侦、诉机关和被告人的居中裁判者，对于疑罪从无的实现至关重要。

　　第二，举证责任、沉默权与疑罪从无。通常认为，无罪推定原则包含三个具体内容：1 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2 被告人享有沉默权；3 疑罪从无。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疑罪从无与举证责任及沉默权具有整体关联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在于司法机关，这与疑罪从无的规定保持了逻辑上的统一。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这实质上弱化了对疑罪从无的制度保障。首先，被告人无沉默权将使举证责任变得暧昧，从而对疑罪从无造成冲击。尽管被告人承担“如实回答”

　　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并不必然说明他的回答对自己不利，他完全可以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讯问中，被告人面对代表强大国家机关的侦查人员，总是处于相对弱小无助的地位（律师无在场权）。其次，被告人无沉默权将使其在疑罪情况下的处境趋于恶化。

　　当侦查人员面临疑罪时，如果除了被告人的口供确实无法找到其他证据，那么无沉默权的口供便成了惟一可能的突破口，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诱供、逼供发生的可能性便会增大。当然，以上不良后果并非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便能彻底解决，但至少使疑罪从无多了一层保障。

　　第三，辩诉交易与疑罪从无。尽管疑罪从无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但是它在强化保障人权的同时也付出了放纵罪犯的代价。代价固然不可避免，减少代价却是制度设计的追求目标。基于这样的思考，辩诉交易制度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即在审判前，控辩方和被告方进行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控诉方的要求，则控诉方或者撤销指控，或者降格控诉，或者要求将来从轻判处。辩诉交易对于疑罪有较强针对性。

　　通常，控诉方对被告人能否被定罪或被定重罪不能确信时，也就是在疑罪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辩诉交易，对于辩方而言，如果他确实有罪，权衡之后大多会接受交易，以立功或主动认罪来换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辩诉交易不仅节省费用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使得疑罪中有罪的人认罪服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也就减少了疑罪从无放纵罪犯的可能性。

　　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但不乏辩诉交易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我们耳熟能详的提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中的“坦白从宽”就具有辩诉交易的因素，但由于没有制度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人造成的感觉却是老实人认罪服法，狡猾抵赖的逍遥法外，并且在讯问中强调这一提法，多少带有诱供的色彩。依笔者之见，首先，将“坦白从宽”制度化，赋予检察官就“从宽”和“坦白”与被告人达成协议的权力，但协议最终需得到法官的认可；其次，取消“抗拒从严”这一带有强烈有罪推定色彩的提法，在被告人未被确定有罪之前，谈不上“抗拒”，更谈不上“从严”，被告人自辩无罪，只需按正常程序进入审判、由法官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最终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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