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权利保障日臻完善或成贪腐最大克星

5月24日，安徽省副省长杨振超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据多位淮南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11月曹勇遭查处后，其亲属甚至常住北京，长期向有关部门举报杨振超的违纪问题。杨振超的落马,与群众举报不无关系。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举报挖贪占了很大比例，截至今年上半年，26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至少有12人都曾被举报。同时，最高检首次明确举报人享有申请回避、查询结果、申诉复议、请求保护、获得奖励等权利。其中，案件奖金也提高到25万元。这无疑是给举报人吃了一颗“定心丸”，让群众在打虎拍蝇中敢于“发声”。(2016-07-06法制晚报)
老实说，对那些嫉恶如仇，义无反顾，“舍得一身剐，敢把贪官拉下马”的举报者，我始终心情敬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当他们决定实名举报顶头上司、合伙人乃至自己的亲属时，一定下了莫大决心，甚至抱定了“鱼死网破”的果决心志。不得不对打击报复提高戒备，因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且，若所举报的对象是一个群体，更可能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既缺乏联手的对象，又缺乏制度性后援。
事实上，我国关于举报人的权利保障一直缺在缺失和疲弱。长期以来，曾把举报和作证作为一种光荣的义务。做一个好人，就必须嫉恶如仇，就应该本着对党对人民甚至对被举报人负责的态度，而不要怕穿小鞋，打击报复，甚至不怕坐牢。而没有设置与之对等的权利，即使也有一些权利亦被虚置，常常导致孤立无援。
法律虽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却由于责任不明，谁都应该保护，实际上可能谁也没有保护，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至于证人申请庇护以及经济补偿、豁免权、特免权等许多权利问题，一直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定。
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致使打击报复举报人和证人的事件频发高发。为此，郭光允曾入狱3年，周伟换来两年劳教，孟克非被判刑四年。湖南新邵县杨斐因多次受到恐怕，不得不天天穿着防弹衣生活。虽然，他们最终赢得了胜利和公众尊重，但委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至于有的人再也不愿做举报者了。
国外的证人（举报人）保护制度其实已非常成熟，加拿大有《证人保护项目法》，联合国有一个“模范证人保护法案”，就是一种示范性的国际证人保护公约。美国、澳大利亚还有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比如，证人、举报人可获得24小时的贴身保护，可以隐姓埋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保护证人的生命安全以外，还将其财产和名誉及其近亲属一并列入保护范围。等等。
正因为确立证人的法律地位，构建举报人、证人保护制度，已成为法治社会反腐惩恶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拓宽了举报渠道，人民群众可以采用书面、口头、电话、电子邮件、信函、走访等方式进行举报。同时，最高检新修《举报工作规定》，首次明确举报人享有的具体权利，包括请求保护、获得奖励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无疑为举报人提供了一道安全保护网，同时亦为反贪建立了天罗地网。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2013至2015年，全国各级检察院举报中心共受理举报线索107.4万件，比上一个3年增长95.9%。群众举报已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来源。笔者以为，日臻完善的权利保障，或让群众举报成为贪官的最大克星。当然举报人权利保障尚待专门立法，做出缜密的制度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