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不再来：生活方式如此，纠纷解决机制也复如此

与现代人动辄表示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同，传统中国人是以建立“无讼”社会为理想的。虽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冲突，就免不了有纷争，不过历史上的古圣先贤们，为了“息讼”，就曾想了很多办法，而最经常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众人，以恢复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传说时代的舜帝即是这样一位息讼止争的高手。我们都知道《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舜的故事，说在舜时“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正对这种情况，舜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治理，而是“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即舜在历山耕种，感化历山的人，使他们都能让出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上的人都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沿岸制作陶器，其出产的陶器再没有粗制滥造的。一年之后，他所居住的地方成了村落，两年后即成为城邑，而三年以后便成了都市。笔者所居济南城内的千佛山，古时即称为历山，又名舜耕山，相传正是舜帝为民时“躬耕”之所在，市内的“历山路”、“舜耕路”“舜井街”“舜和酒店”等，处处散发出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或许我们每日呼吸的这座城市的空气，即是大舜之“遗风”吧。无论如何，舜以其德政收社会治理之功，确是在《史记》中有“据”可查的，可以说舜为后世树立了以德止争的榜样。其后的周文王，也以“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而使周国境内“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同样是一派温暖祥和其乐融融的景象。
经过后世儒者的提倡，大舜、文王这种行德政以平决狱讼的方式，逐渐成为历代朝野为政者的追求，而手握司法权柄的地方父母官们，也将以道德教化平息纷争的事迹加以纪录，作为自己的政绩传之于世，诸如清代知县陆陇其、蓝鼎元等处理兄弟争財争田案的“妙判”不绝于史。虽然这些司法官们在审案时的智谋与策略各不相同，但却都以德教化解纷争为尚，体现了谦和礼让息讼止争的精神，最终还收到了兄弟妯娌“友恭亲爱”的功效。这样的故事或有夸饰渲染之嫌，但父母官们通过调解息讼所营造的和煦温暖的意境、淳厚的民风与温良恭俭让的社会风尚毕竟还是很诱人的。
当然，要使调解达到“息讼”的目的，必须有争讼的一方能做出牺牲，或者是双方都能“搁置争议”，或“各退一步”，放弃对是非对错公平正义的追求才可能达致，如果有一方“认死理”，非要争出个所以然来，结局可就不那么美好了，所以调解也被戏谑地成为“和稀泥”。这一点，在那些被特别传颂的兄弟争田案中均有体现，因为那些父母官们并不关注争田兄弟中谁伪造了遗嘱，谁贿赂了证人，不判断当事人手中“证据”的真伪，而他们所在意的只不过是“调解结案率”。而在那些由乡绅、长老等主持的调解中，和稀泥的倾向更为明显。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无讼”一节中，曾讲到他参加国的一些调解“集会”。他说，“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在每一次调解活动中，“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了一番。有时竟拍起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这位乡绅并不管被调解双方孰是孰非，也不分析所“评”之“理”是什么，只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一顿，责骂的理由竟是“丢了村子里的脸”，而他认为“应当”的就成了权威。其结果是虽然双方和解了，但纠纷却并未有实质性的解决，只是摄于威权之下的暂时“息讼”而已。
其实，姑且不论地方官如此处理案件占比的多少，单就其适用程序来看，最多属于不可复制的非制度性的“一次性智慧”，这在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或可收定分止争之功，若是在社会流动急速的工商社会中，这种立基于人情伦理的调处息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效果则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国人是在清末开始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其表征之一即是权利观念的流行，而国家的法律也突出了其保障权利的功能。法官们摒弃了以往父母官们在纠纷解决中管束和引导其子民的职能，代之以专业化的司法技能来处理案件，“办案”已演化成为一种职业，对当事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则不再负有责任。加之现代人多不愿意被不清不楚地“和稀泥”，拒绝放弃在以往可能被销蚀掉的那些权利的情况下，调解的功效自是要大打折扣。而随着那些拍一拍桌子、骂一顿就能让人“和解”的长老、乡绅的消失，人们不再服膺于传统社会的权威时，民间的调解也会日渐式微。
“调解”曾被汉学家们称为“东方的法治经验”，而当我们谈论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此。只是任何一种解纷机制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调解也概莫能外。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曾分析中国人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对“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对法律、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普遍地不信任。在这样的社会中，既无权利的观念，也缺乏法律的保障，当遭遇不法侵害与纷争时，只能隐忍自己对公义的追求，听凭县令、长老等的慈悲恻隐之心的发散，而倡导谦让追求和谐的调解，自然也可发挥其非同寻常的效能。
只是时移世易，调解所依凭的田园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早已离我们远去，在今天高铁高速信息化大数据的都市中，在人们生活变动不居、权利观念凸显的时代，倡导德政，依赖调解作为基本的解紛机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人们会渴望那些美好的旧时代，或者怀念旧有的好日子，对大舜时期素朴的生活致意；但是无论是好是坏，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观念、想法、价值观和习惯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的已然过去，没有人可以将过去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往日不再来”虽让人伤感，却又是一句大实话。适宜的，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如此，纠纷解决机制也复如此。
（此文章摘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