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李强是一名公司职员，与妻子刘丹结婚四年，二人的婚姻幸福美满，他们还有一个刚刚年满两岁的女儿

29岁的李强是一名公司职员，与妻子刘丹结婚四年，二人的婚姻幸福美满，他们还有一个刚刚年满两岁的女儿。半年前刘丹发现丈夫开始出现精神恍惚、狂躁妄想等症状，最终医生诊断李强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为了使丈夫的病情尽快得到好转，刘丹听从了医生的建议让其住院治疗。为了筹措治疗费用刘丹还变卖了家里的汽车和自己的首饰，所筹集的钱基本够一年住院所需。同时李强的单位也很同情其遭遇，为其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保证只要其病情得到有效改善即可恢复原工作。经过三个月的住院治疗李强的病情有所缓解，但还没有根本好转，此时李强的父母找到医院，要求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医生再三向他们表示现在是治疗关键阶段，出院以后不仅使以前的成果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错过治疗关键期。刘丹也劝说他们要有耐心、要相信医生，但二人仍不为所动。李强父母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退休工人，没有任何医学专业知识，只是主观认为这种病医院治不好，只是花钱买罪受，而且医院伙食、住宿条件都比不上家里，因此执意要接儿子回家。刘丹起初不同意，但李强父母多次到其家中吵闹，甚至在亲朋好友之间散布谣言说刘丹不想让丈夫回家是因为她在外边“有了别人”。刘丹忍无可忍，最终只得签字同意。李强出院后刘丹与其父母约定女儿由自己照顾，李强住在其父母家中由他们照顾，刘丹周末前往看望。李强回家后，父母对他的照顾比较细心，能够按时监督他吃药，且平时保证至少有一人待在其身边，以免发生意外。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李强的父亲因胃病复发卧床休息，李母在出门买菜时忘记锁门，李强趁机溜出了家门，从此再没回来。发现儿子出走后李母迅速报了警并通知刘丹，警方和家人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李强的下落。几天以后几名在郊外河边晨练的老人向民警反映当天清晨他们看到一个外貌酷似李强的年轻人在河边堤岸上行走，边走边自言自语，对他人的警告置若罔闻，当他经过一处较为狭窄的地段时因没有把握好平衡而不慎掉入河中。警方迅速赶往事发地点，最终在河流下游十公里处打捞到李强的遗体。得知丈夫遇难的噩耗后，刘丹既伤心欲绝又无比愤怒，她认为李强的父母对其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强本来在医院接受专业治疗，该医院是当地条件最好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工作人员都经过专业训练，截止到李强出事时为止，该医院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发生过住院病人因意外伤害而死亡的事件。同时医生表示按照李强的病情，经过系统治疗以后只要长期服药就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几率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李强的父母明知自己既年老体弱又缺乏专业知识却执意要让儿子出院，甚至使用卑劣的手段逼自己就范，该行为既侵害了李强的健康权又侵害了自己的监护权。李强出走之前其父已经因病卧床两天，因而实际上是李母一人在照顾两个病人，这已明显超出其能力范围，但他们没有告知任何人，也没有请求任何帮助。二人的疏忽与李强出走并意外死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刘丹认为，自己与李强相爱多年，丈夫的骤然离世让自己的身心都深受打击，经常以泪洗面，体重暴瘦了十余斤。但更可怜的是自己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现在女儿只剩她一人抚养，而她的收入并不高，李强曾经是家里经济的顶梁柱，并且有很大希望恢复健康和工作。想到女儿本可享受很好的生活、教育条件，而现在却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刘丹心中就感到万分痛苦。最终，刘丹将李强父母告上法院，要求其对李强的死亡承担责任，赔偿自己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女儿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抚养费、教育费共50万元。刘丹在起诉书中指出两被告名下有两套住房，每套价值都在百万左右。二人的退休金和医保在当地都属于中上水平，且二人还有一女儿承担赡养义务，晚年生活完全有保障，也有充分能力履行判决。李强的父母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儿子的无私关爱，没有告知刘丹李父生病的事实也是怕给她增加负担。李强的死亡完全是意外，他们已经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从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角度分析原告的主张能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