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我们是如何“被犯罪”的

2007年，兴隆村委会按承包地面积每亩多收150元，全村共计多收约10万余元。我与黄金文等群众到盘山县公安局控告，太平农场无奈，答应将款退回，为此，太平农场与村委会对我们耿耿于怀，伺机密谋打击报复。于是，兴隆村委会便将河南东面的耕地（黄金文与我各10亩）强行划拨给二组农工戴强，同时，又将我们3组的40余亩耕地强行划拨给2组。还不止此，从2003年，我们交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后，未收到任何凭证。
我们为了讨个说法，交个明白钱，于2008年1月22日，到盘锦市信访局上访，而各职能部门都推诿扯皮。
    2008年3月7日，兴隆村委会、太平农场副书记张雪清为首的20余人的“突击队”在警察的护卫下冲到了兴隆村3组，张雪清高喊：“下午两点在北大坑划分土地”。随即张雪清给三户农工挑选土地。村民到现场一看，纷纷质问张雪清的此种错误做法。张树霞、刘艳红、张树清、贾玉梅等人上前与村主任裴在海理论，与此同时，张卫国下令“给我狠狠地打，打死我兜着”！以派出所长于波为首的几个警察立即殴打村民，混乱中，王德发、刘艳红与张树清等人被打伤。
    当时我在一旁，见到警察围攻刘艳红，便上前拉了警察一把，警察顺手就照我的头部打了好几个“电炮”。
    3月8日午夜时分，十几个警察将我家的院子围起来，我质问门外的警察为什么抓我，警察自知理亏便悄然退出。几个有正义感的群众见路口有警察布控，便将我秘密护送出村。
    我流亡到了北京，在北京边打工边告状。村民在电话里告诉我：盘山县公安局说不把你抓住决不收兵，扬言要抓15个农民。我反复琢磨，经过一番激烈斗争后作出决定，还是让我顶罪吧，不能让全村的无辜百姓受牵连啊！于是，我于3月17日返回盘锦。翌日便与张雅金见面，张金雅假惺惺地承诺：做通群众工作，在三组召开群众会议，让群众种上地，把被抓的群众保释回来，未抓的不抓了，但前提是必须永远不上访。
    我为了将被抓的几名群众释放，只好委曲求全，暂时答应张金雅的要求，可几天过去了，盘山县并未释放被抓的群众，原来张雅金搞的是欺骗手段。我感到他们要对我下毒手了，果然不出我只所料，3月18日夜里，盘山县公安局将我逮捕。
    我被押解到审讯室，几个警察轮番将我踢了一顿，审讯时，两个警察疯狂地对我毒打，我的右肋被踢伤，剧烈咳嗽。他们严厉命令我：“你必须承认殴打警察，煽动群众闹事”，我不承认，他们更加猛烈地对我毒打，我真正体验到了刑讯逼供的滋味。
    看守所的警察给我在带脚镣一个礼拜，酷刑“定位”20分钟，具体做法是：四肢铐死，丝毫不能动弹。过去，我只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敌人用酷刑摧残进步人士的场面，没想到，在天天高喊“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竟遭到了同样的酷刑。此外，看守所每天要逼着在押人员做苦役，我只因被警察打伤，他们分摊的各项苦役也难以完成，于是，他们便用各种手段迫害我。
    4月16日，盘山县检察院做出了批捕决定书，我申辩：“警民冲突与我无关，请检察机关以事实为依据”。
   
   检察院的一个检察员在开庭前命令我：“你认罪就轻判，否则就重判”。开庭后我弟弟做的笔记被法官发现，几个法官将我弟弟围起来抢走后撕毁。
我在看守所被羁押不久，检察机关就将案卷移交到法院，法院立即开庭审理。在法庭上，盘山县法院主审法官吴金洲阴阳怪气地说：“你告到联合国也告不赢，领导叫我怎么判我就怎么判”。
    2008年7月3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在上诉期内向盘锦市中院上诉，并向市中法提供了新的无罪证据，可法官不予采信，我的上诉被驳回。
2009年1月20日，我被押解到凌源监狱。我的内伤一直未得到彻底治疗，直至刑满出狱，至今剧烈咳嗽不止。
盘山县“被犯罪”事件还有黄金文，郑玉德等人，黄金文与我一样，死不“认罪”，我在凌源四监狱服刑，黄金文在三监狱，郑玉德被拘留后“认罪”，免除了刑罚。
我们盘山县如同日本鬼子统治下的伪满洲国。


盘山县天平农场兴隆村   赵双
电话   0427--5806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