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席勒（Joha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逝世两百年后，卒年被定为席勒年。从某种意义上言，席勒是康德美学的信徒，并一度受到歌德的提携，后成为与他们齐名的思想家，一生过得却不如康德安宁，不如歌德潇洒：当他们或满足于哥尼斯堡那没有激情、钟表一样刻板的生活，或“栖息”于大自然，尽享人生的和谐时，席勒却在理想主义的漩涡中奋力挣扎。大概因为同时受过法学和医学教育，“移情”于“除暴安良”的法官和“治病救人”的医生两类偶像之间的席勒，内心中也时常有两种价值取向的竞合：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生理疾患。前者是实践理性的，后者是理论理性的；前者旨在“剔除”，后者为了“修复”。吊诡的是：康德的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歌德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情怀不仅在作为法官和医生的席勒身上并存，而且生活在“狂飙突进”时代的席勒还身兼革命派和浪漫派的另两种角色。前者无疑充满法国大革命——高唱凯歌埋葬旧世界的理想主义激情，是进步的，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新社会、新国家；后者相形之下，或多或少停留在唯物（质主义）的肤浅诉求层面，又与流血革命格格不入，认定“变政自上，可幸”，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社会的自我更新。作为现实中双重“一仆二主”的扮演者——席勒的思考不得不游离于新旧道统与法统、科学与信仰之际。

　　《强盗》是席勒写于1781年的处女剧作。主人公莫尔是一位豪侠之士，他带着一伙强盗反抗腐败和不义的社会。后来，物质主义和蔑视人性的生活促使他良心发现，最终向当局自首。莫尔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水浒》里的宋江。北宋发明的“招安”至今为世人诟病。上个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时，毛泽东的一句话：《水浒》宣扬投降主义，更使得宋江成为千夫指的“大叛徒”。后现代的文化研究，为我们开启了新的思路1 ：梁山好汉视王侯为粪土，却也普遍视生命为草芥（“杀人如砍瓜切菜”），更要命的是：他们不仅“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不该出手时也出手。“替天行道”的崇高政治、精神诉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等而下之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享乐哲学所取代，于是以“招安”结束“游民”生活方式，成了政治抱负和精神寄托双双落空的宋头领的惟一选择。不过，关于真实的宋江招安的契机，在《水浒传》开始流行的南宋初期到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别解：南北宋之交，外患压倒了内忧，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席勒《强盗》的情节虽指向过去，但却是针对他所处时代而发。作者将“德意志悲惨的现实搬上了舞台”。 2不知在这一时代背景上，两部作品有无可比之处。不过，历史剧《华伦斯坦》中，席勒凸显了主人公的性格悲剧不仅在于对良知的背离，更在于对民族的背叛。

　　作为“医生”的席勒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善恶的宣判上，而是小心翼翼地检视着犯罪者的心理：克雷斯蒂安??沃尔夫（短篇小说《罪犯》的主人公）并非生性顽劣，而是过于敏感、过于自尊。他的行为是对社会排斥的逆反，绝望使他铤而走险。席勒的结论很明白：社会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医生”席勒开出的药方是 “美育”。在《论人的美学教育》中，席勒的美育理念虽是普世的，宗旨却是“着手启发一个民族”，且选择了富之，尔后教之的进路：“最受压迫的人是最无知的；所以，要着手做启发一个民族的工作，须先改良他们的身体状况。在把精神带领到理性的自由之先，必得先从需要的轮下解脱出来。”3 作为法官的席勒还同时明察到：用暴力夺取被剥夺的东西，并不能将人本身当作“目的来尊重，把真正的自由变成政治结合的基础”。4

　　席勒的理想带着后浪漫主义时代的朦胧：一面是由最高的法所统治的世界——一个信仰的共同体（由贝多芬《第9交响乐》第4乐章的合唱《欢乐颂》所表达的意境），另一面是横在现实与“彼岸”之间的“卡夫丁峡谷”。席勒版的《杜兰朵——中国公主》也曾将希望寄托于圣明君主，5但他的作品还是多以悲剧收场，如同其坎坷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