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市场经济的灵魂乃个人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市民社会使人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压制下解放出来，使人成为独立的人，成为自由人格，成为彼此竞争的主体。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追逐私利的领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并且也是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市民社会追求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满足。他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市民社会的市民，就是私人，他们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5]（P197—201） 实际上，他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就相当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者，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一切行动的目的。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政治国家的成员；依据其行为的不同性质，他分别活动于这两个领域之中。因此，人过着双重生活，“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市民就是私人，他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3]（P428）。

　　由此可以看出，市民社会里的人是作为纯粹私人进行活动的，自由与平等是其基本准则，权利是其基本追求。这一切的总和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真实的人权。调整这种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即市民法，就是维护私权利（市民权利）的法，也可以说是“人权法”。

　　当然，社会主义市民法与19世纪的西方市民法有所区别。那就在于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并非无限制的自由经济。它的总体发展是沿着抑制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和事实平等的更高水平的和谐社会的途径前进的。我们觉得，这一点往往被研究市民社会和市民法的学者所忽略。

　　三、公民法

　　公民法是调整政治国家领域内之关系的法，是人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法即公法，包括刑法、行政法、程序法（刑事诉讼法、民法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军事法。

　　马克思说，“完备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和人的物质生活相反的一种类生活”[3]（P428）。从发生论上说，国家是源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即国家是社会的异化。相应的公民是市民的异化。本来意义上的人，作为市民，权利由本人自己来行使，互相绝非平等（平等的只是自由竞争的原则）；而作为一个公民，政治上法律上都被宣布为“一律平等”，并且权利亦转化为权力，只能同别人一起来行使。这是用形式的权力（公民权）平等掩盖着权利（人权）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市民社会并非万能，也并非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在市场和整个市民社会的原则失效的地方，就是政治国家起作用的地方。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又有不同于一般政治国家的特点。恩格斯在其晚年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不得不“暂时地”加以利用的“祸害”。“不得不”利用，指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祸害”，指它本身包含着腐败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局限性。列宁说，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很大程度上已经返回并服务于以广大人民为主体的社会，而且最后要完全融合到社会之中的“半国家”。具体说，国家的公权力实质上是作为整体公民所拥有的权力。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都是公民意志的体现和受公民委托才得以行使。所以，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行使必须界限分明；两者一旦混淆不清，就很容易被权力行使者所篡夺。这种调整权力关系或“公共利益”关系的法，无非就是“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