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

　　我国早期社会，人们普遍通过私力救济解决纠纷、保障权利。《尚书？舜典》中“眚灾肆赦”一词，意为天灾人祸触刑者不视为罪，有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之义。《周礼？地官？调人》载：“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雠（仇），雠（仇）之则死”，汉郑玄注：“义，宜也。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骂而杀人者，如是为得其宜，虽所杀者人之父兄，不得仇也，使之不同国而已。”意为杀人而义者，刑不禁，且不允许被害人亲属复仇。《周礼？秋官？朝士》载：“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即如为义而复仇，视为无罪。《周礼？秋官？朝士》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所谓盗贼，窃人货物，取非其物者，谓之盗；无变斩击，杀人害良者，谓之贼。《仪疏原案》注谓：“军中乡邑有盗贼来劫，劫其财物及家人者，当时杀之则无罪也。盖奸人起于仓卒，不及之则反被所杀，故不可以擅杀罪之。”这说明当时以武力自卫的私力救济行为完全正当。

　　先秦时复仇之风盛行，出现了诸如伍子胥掘墓鞭尸、勾践卧薪尝胆、荆柯刺秦王、赵氏孤儿等惊心动魄的复仇故事。先秦儒家对复仇基本上持赞同态度。《礼记？曲礼上》载：“父之仇，弗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檀弓上》载：“子贡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戴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载：“父母之雠不与共生，兄弟之雠不与聚国，朋友之雠不与聚乡，族人之雠不与聚邻。”《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载：“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公羊传？庄公四年》载：“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公羊传？定公四年》载：“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这些文献宣扬复仇的同时，也涉及仇之成立、等级、复仇的范围、要求、时间，以及禁止反杀复仇者等若干限制，表明复仇开始走向规则化。这与法律规则实际上是同步发展的，即私人复仇与法律惩罚犯罪并存（霍存福，1999： 32）。

　　战国时官方对私力救济的态度开始转变。自前356年，商鞅两次变法，制定秦国的盗、贼、囚、捕、杂、具六律，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人际争执须诉诸法庭裁判，凡进行私斗的，按情节轻重判处刑罚。《史记？秦本纪？商君列传第八》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胡旭晟（1999）解释道，“血族复仇秉於‘家’的原理，合於孔孟‘孝’道，但却悖於法家的国家主义立场，因而从逻辑上讲，法律禁止复仇在中国古代当出自法家之手。”

　　由汉至南北朝，法律对以武力维护权利的限制时宽时严。汉继受了商鞅变法以来的秦律传统，在法律上禁止强力型私力救济，尽管民间私力争斗依旧。就正当防卫而言，秦汉以降的历代刑法皆有规定，实践中也时有紧急避险不为罪之判例。魏自曹操、曹丕以来明令禁止私力复仇，“敢有复私仇者，皆族之”（《曹丕集？诏11-1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年春正月，魏公……令民不得复私雠”。但《晋书？刑法志》载：魏明帝制订《新律》时又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新律》实行很长时期至晋朝有所改变，晋成帝曾发布禁止私力复仇的诏书（霍存福，1999：36）。至南北朝，南梁和北魏均发布过禁止复仇的诏书（霍存福，1999：36）。而北周在法律上认可武力自卫，北周文帝时的《大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之于法而自杀之，不坐。” （《隋书？刑法志》）但不久后即“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霍存福，19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