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国情复杂、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更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一项制度在一个地区有效，在另一地区未必有效。因此，在法院统一设置的前提下，ADR方式的设置权、立法规制权应下放给各省、市甚至县、乡。但须将这些规章制度送至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审查备案。

　　结束语

　　我国法治建设方式与西方不同，西方是“自然演进型”，而我国则是“政府主导型”。[62]但是，光有政府主导显然不行，没有社会基础的支持就没有法治秩序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法治建设政府主导下的自然演进型。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应一方面立足国情满足当前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诉讼机制为媒介，在社会中构建出根据具体情形进行选择和调整的弹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将国家制定法逐步渗透入基层社会。这一过程，必将是缓慢的、渐进式的但卓有成效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实现，而不是法治社会的早日建成。只要我们还记得“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福利”（本杰明？卡多佐语），而不是为法治而法治，我们就应该有足够的耐心：正是通过这种需求的满足，通过“具体法治”，才能构建出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社会！

　　[注释]

　　[1] David E·Apter， The Politics OfModerniz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9-11转引自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2] 黄文艺：“法律自治——法治的另一种思考”，载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3），郑永流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42页。关于西方传统的研究，可参见梁治平：“中古神学的理性之光与西方法律传统”，《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版，特别是第七章。

　　[3] 中西法律文化在法的起源，法的本位，法的学术等八方面均存在相当的差异。可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同注[2].

　　[4] 商鞅早就指出：“天地生而民生之……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争，务胜则力征。务胜则争，力争则讼”。商鞅：《开塞》，收于《历代法家著作译注》。

　　[5] 这种情况在各种社会中都有普遍意义。See R. Schwartz，“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trol ：A Case of Israeli settlement”，Yale Law Journal ，vol.63（1954），p.471.转引自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6]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TheComm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48，p2

　　[7]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和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

　　[8] 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外法学》，1995年第五期，特别是第四节。

　　[9]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八章第一节，同注[2]

　　[10] [日]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岩波全书，1963年增订版，第五章“审判”，第六章“调停和解”。转引自《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日]高见泽 磨著，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1]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2页。

　　[12] 范忠信：“做君、做亲、做师：中国传统行政的性质与特色”，载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二期。

　　[13] 《旧唐书··职官志》

　　[14]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卷》（下）。

　　[15]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八，“乡亭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