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与艺术探索的过程无疑是理性的，但艺术所表达的人类情感，常常都是反理性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需要理性的法律，还需要各种反理性的宗教信仰、志怪传奇、神话故事、狂欢活动。在我们身边，反理性的暴力、吸毒、强奸、嫖娼等等之类的人类行为总是禁而不绝，其根源就在于，人类对于反理性永远都保留着一种强烈的渴望。

　　虽然反理性与理性都能够分别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但是，反理性与理性之间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因此，人类的理性既要容忍一定限度内的反理性，要承认某些反理性的行为，但同时，又必须对另一些反理性的行为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不过，对于反理性的行为，人类的理性无论是予以承认还是进行限制，都离不开法律这种基本的方式。

　　法律严厉禁止的反理性行为主要是杀人、强奸等等之类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对人类的理性秩序构成了明显而严重的威胁。站在强奸者的立场上，虽然强奸之类的犯罪行为也确实满足了他们的某种反理性的需要，但是，由于这种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性秩序已经构成了直接的损害，因而受到了理性法律的坚决反击。但是，另一些反理性的行为，比如艺术家们的臆想与构虚、普通公众的酗酒与狂欢等等，虽然同样满足了人类对于反理性的需要，但由于这些行为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性秩序所构成的伤害是微弱的、间接的，因而得到了法律与理性的承认。不过，法律在承认这一类反理性行为的过程中，也经常处于犹豫不决的态度。比如，在春节期间，人们都喜欢燃放烟花爆竹，这样的传统活动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激情，寄托了人们的某种希望，满足了人们对于某些欲望、某种情感的需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行为在客观上又会损害人身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正是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这种两面性，理性的法律要不要严禁这种“不够理性”的行为，至今尚处于争论之中。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哪些反理性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还有待于长期的权衡与反复的考虑。因为，法律要限制甚至禁止的反理性行为，同样可以满足某些人类群体的内在需要。因此，如果法律以理性的名义粗暴地禁止了所有的反理性行为，那么，这种禁止态度的本身很可能也是远离理性的，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绝对地“存天理”（保存理性），绝对地“灭人欲”（杜绝反理性的“人欲”）。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是目的，而是异化成为了保证“天理”的工具——对于此种现象，《庄子》一书曾经给予了入木三分的鞭笞和讽刺。

　　如果理性的行为是法律认可的行为，那么，反理性的行为则可以分为两类：法律不认可的违法行为与法律认可的艺术行为。在人们的思想定式中，违法行为与艺术行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反理性这一点上，两者又是相通的，只不过，前者是法律禁止的反理性行为，后者是法律允许的反理性行为。如果说，法律惩罚违法行为，可以体现理性对于某些反理性行为的坚决抵制立场，那么，法律保护艺术行为，则表达了理性对于反理性的无可奈何的妥协态度。正是在这种妥协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法律与艺术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就像法律与违法之间的对立一样，本质上就是理性与反理性之间的对立。不是吗？如果我们把法律的理性精神形象地描绘成整齐划一、说一不二、方正稳重、循规蹈矩，那么，艺术的反理性精神则恰好相反，它对应的图景是多姿多彩、汪洋恣意、打破陈规、不拘形迹。换言之，如果说理性的法律具有保守的品格，那么反理性的艺术则以新鲜为追求；如果法律表征的是秩序，那么艺术则是自由的象征——正如高尔泰先生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

　　记得念小学的时候，教室的黑板上方总是写着一句伟人的教导：“严肃活泼”。这句话恰好可以分开来解释：理性的法律是“严肃”的，反理性的艺术是“活泼”的：“严肃”与“活泼”代表了人的两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