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

　　但是，吴经熊的法学生涯极为短暂，没有也未能在自己的祖国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正像王宠惠宦海浮游终生，于法学终无建树。“中西联姻的婴儿”的分娩遭遇持续阵痛自不待言，当吴氏在不惑之年结束放浪生涯，皈依基督后，几乎尽抛平生所学，与法学彻底分手，而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在其后的岁月里，吴经熊翻译圣经，研习教理，沉心歌咏，虽穷困而不弃，战乱而不辍，一如自述，“按圣经而生活，非靠圣经来生活”。⑤其执信之切，奉献之诚，践履之坦荡，在无神论者看来，几达走火入魔。⑥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所为何来？意欲何往？

　　今日往回看，导致这一选择或被选择的原因之网真是密密麻麻。其间，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理性与经验，此岸与彼岸，灵与肉，等等等等，错综纠结，纷纭互动。这里，让我们由小至大，自个人而社会，在东、西方及其时间之维的纠缠中，一层层剖析开来，静静省视先贤的心思。

　　首先，要言之，大凡成名太早，诱惑必多。天分卓越，年纪轻轻，生活同时打开了多扇门，各种可能性都在殷勤起舞，把持不住，沿着人往高处走的法则往下走，便再自然不过。仅从法律学术言，吴经熊正属于这一情形。这样说话，读者或以立论轻浮问责，但情形如此，不得不说。事实是，吴氏在密执安前后不过一年多，旋赴巴黎，再驱柏林，最后在归国前返美于哈佛小逗，是那个时代家境宽裕的中国留洋学生典型的“游学”经历，也是他个人天资卓越，后天勤勉用功，外在际遇嘉惠的复合效果。他的“充满灵气和文雅的英文”，⑦ 得力于自幼所受教会学校的新式教育。宁波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居民刻苦耐劳，又善于经商，遂能为子弟提供较好教育。当其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后发亚非国家，洋文好，那还了得。不但当时，现在也还如此。而吴氏恰恰就是洋文好。岂止是好，而且是非常之美好。正是对于这一表意工具的娴熟掌握，使得吴氏得以将自己早熟的法意铺陈为文，贡献于诸如《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这样的杂志，为少年出道即铺一瓦，先奠一砖。这是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那时回国的留学生，许多人有意无意，肩上都扛着一个名人作招牌，就像胡适之的“导师”是杜威一样。⑧ 吴经熊的肩上扛着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和惹尼，大西洋两岸，美、德、法三家，交游既广，道行弥深；名家冶集一身，行头极为光鲜，最堪在崇洋风气最炽的上海、江浙之地谋生。职是之故，以吴氏之天分，加上后天积攒的这种种资历，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他的一席地位，不代谋求，先已自成。纵当事者不想唬人，人不敢不让唬，如果在此姑且能用“唬”之一字的话。⑨ 一般读书人通常都需经历的寒窗苦读、清夜笔耕、长期煎熬的学者积累期和成长期，在吴氏这里几乎被压缩为零。因此，他可以教书，也可以去做法官或者在立法院充任喉舌，还可以接着“出国”，回来当律师更赚钱。民国政体风雨飘摇之际，甚至一度即将出任司法部长，旋因政故，转赴梵蒂冈任所。可在学术领域，正常情形，诚实而自觉的学者自然明白，虚名代替不了真知，思想的果实是清冷冷长期煎熬后的产物，而学术如练功，容不得一日松懈。尤有甚者，法学以法律为对象，不同于诗文，事关实践理性，恰恰是一个需要人生阅历，依赖实用智慧，在“过日子”中于“过日子”多所体贴才能有望逐渐增益的学问。纵才高八斗，无补于实践理性的冰冷法则。年轻的“约翰。吴博士”返国后已然无须再坐冷板凳，可他那纸上的法理终是英文写就，吃教科书的营养发育，真要别门立户，尚待培养，而要兑换为当下法制的智慧，相距更是何止万里。因此，他可以将租界的案子打理清楚，立法院则万万玩不转。可是，既无需“评职称”，亦不用为五斗米奔走于市，那么，离开了冷板凳的法学家没有进一步付出脑力的压力和动力，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