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利害在于，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政治影响的商榷，聚焦于以下一些论题：访问权，技术决定论，加密，通信限制（commodification），知识产权，公共空间，非中心化，无政府状态，性别与种族等问题。人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同的观点来辩论这些问题，然而其中只有一些问题能够在文化身份的构成上对制约新的通信技术的相关因素进行全面的评价。如果这些问题的拟定与各种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等主流政治结构有关，那么有人正在用种种障眼法将主体或身份的构成问题屏蔽在讨论的视域之外。这些非常紧迫而实际上又有限制性的问题的两个例子是加密和通信限制。就加密而言，美国政府力求保卫自己的国防，以防备那些有可能使用因特网并威胁其安全的“恐怖分子”。但是，全国人民所面临的危险直至目前始终来自国家机构，且其程度远远大于所谓的恐怖分子。更多的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其人权遭到践踏，政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比恐怖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恐怖主义是政府宣传造成的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结果；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府的滥用职权转移到一个几乎是想象出来的、高度危险的外部敌人身上。如果因特网的民主前景与加密密切相关，那么当今国家政府的安全就成了此事的底线：对于这个民族国家来说是安全的事物，就会被认为能给每个人带来真正的安全，这真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命题。［注1：关于加密问题的论战可参看斯蒂芬。列维的睿智的评论《关于加密芯片的论战》，纽约《时代》杂志1994年6月12日，第44、51、60、70页］对于能以新的方式向个人提供新的授权的社会空间来说，其新形态的潜力问题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有利于保持美国政府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机构所考虑的现有力量关系

　　通信限制的问题同样提供了一个狭窄的焦点，而且常常把针对因特网的政治讨论限制在哪个企业或哪个类型的企业将从哪种规格的因特网上获得多少收入之类的问题上。那些电话公司、有线公司或一些兼营两种业务的公司能否以向普通公众提供列车时刻表、五百个电视频道、可供人们根据需求而点播的影片来确保足够的市场和利润呢？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从这个有利因素出发而提出的问题如下：因特网是否可以用来发送娱乐产品，就像一个容量巨大的、虚拟的主题公园一样？或是否可以用来销售日用产品，从而起到一个电子方式的零售店或商厦的功能？这些问题既消耗（consume）了国内的企业经理们的精力，也同样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尽管和加密问题一样，因特网再次被看作是现有体制的延伸或替代。虽然因特网无疑将担负起现有的社会职能并以新的方式使之扩充，例如，将购物行为转化为一种电子方式，但因特网所能起到的那些长期政治影响中更加令人信服的是其创立新的社会职能的一些方式。这些新职能很难与那些极具现代特点的组织机构相适应。难题在于，只有采用一个从阐释的开端到其现代模式都不对讨论加以限制的框架时，这些新的职能才会被人理解。例如，如果一个人将政治理解为对当今政府执法、立法和司法部门的约束或扩充，他甚至不可能提出参政的新方式这一问题。结果，要想探求因特网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就会对我们现有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提出置疑或冒置疑的危险，因为它们涉及了这些问题。

　　如果有人想把论及现代政府体制的理论加以归纳，以图打开一条对因特网的各种“后现代”可能性进行评价的路径，就会立即出现以下两个难点：（1）目前没有充足的“后现代”政治理论，（2）民主问题，即主流政治的规范和理想，其自身就是一个与启蒙运动的任务相关联的“现代”范畴。下面我将依次论述这些问题。

　　最近，菲利浦·拉库－拉巴特，以及让－路克·南希这样的理论家［注2：菲利浦·拉库－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克利斯·特纳译（纽约：布拉克威尔出版社，1990年）和让·路克·南希，《瘫痪的社区》彼得·克纳（明尼普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已经指出了为论述当代政治问题而把各种意识形态划分为“左／右”二元对立的局限性。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对立法者座次的排列为始，现代意识形态的谱系记载了关于革命的宏大叙述，其中包含着几个方面的疑问。首先，它建立了一个线性的、进化的和递进的历史，将当时的那些非西方群体以及妇女的独特现实。而且给过去强加了一个总体的、有力的诠释，消除了不同观点的不连续性、或然性、偶然性。简言之，对那些错综纷杂的种种现象，最好是从一个非线性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第二，启蒙运动的叙述文本在历史的核心建构了一个解放的进程，而这个进程的基础是要有一个先于社会的、基本的、个人的身份。个人本来位于历史之外或先于历史，只是在后来才陷入了这种从外部强加的束缚之中。这种现代视域中的政治就是从过去设置的种种障碍中挣脱出来的一种自治力量。在将自由进行本体化的匆忙进程中，主体的现代观点隐藏了其历史建构的发展过程。后现代的倾向必然会考虑到身份在社会和语言中的建构，这使得自由的问题从一种理论上的预测和结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偏爱的先于理论的或空中楼阁式的推论。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已经发现，现代理论对主体的自由的坚决主张，其具有反对派标志的话语中的强制性、重复性的言论，起到了将身份的形态限制在其现代形式上的作用，这种现代形式是其自身立场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和合法化的姿态，而不是通向解放的一个步骤。如果一个后现代的观点想要避免现代理论的限制，它在将该主体的任何形式进行本体化的过程中被摈弃。后现代立场被限定为对身份的建构性的坚决要求。结果，在避免现代政治理论缺陷的努力中，后现代理论严格限制了其界定一个新的政治方向的能力的范围。理论上的这种苦行主义是当代的一个话语环境，它把一个不寻常的规条强加给受众，并要求他们将其怀疑进行相当程度的悬延。对于怀疑论者而言，这只能说是那些替代性选择，即那些“现代”立场，就更加不受欢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