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思·斯通（Julius Stone）教授以治法理学与国际法名世。一九八五年病逝，享年七十有八。盖棺论定，凭著作说话，斯氏位尊本世纪英语世界最为杰出的法学家行列。这位在悉尼大学法学院任教凡三十三度春秋，为该所法学院带来国际声誉的法学家，当初为到该院谋一份教职，却颇费一番周折呢！一晃一个甲子将逝，围绕他的聘任演绎出的种种故事，依然“是一个问题”，不提也罢，一提起还真让人凭添几多感慨！本文叙其梗概，抉其大端，分析聘任过程所展示的学术独立、种族平等、地域生活样法与法学研究取向，以及现代法学教育体制和方法诸题，在此过程中窥觇法律理性与人类正义理念的互动关系。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首先，介绍事件的由来和各位教职申请者的背景；其次，简述斯通的身世、教育背景和早期学术经历；复次，详述斯通聘任过程中秉信学术至尊、维护大学独立的清流派知识分子和热血学生，与代表社会强势利益的大学当局及其背后的法律界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再次，经由考察英美法系内部法学研究取向的差异、当日澳洲社会的族群观念和种族意识，特别是现实政经利益与法学界的重重纠葛，详细分析悉尼大学拒聘斯通的社会—学术原因；最后，就大学独立和学术至尊、法学教育及其方法以及法学从业者的职业规则等略予小结。

　　一

　　迄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悉尼大学法学院只设置两个正教授职位。一九四0年十月，法理学与国际法教授查特斯（A. H. Charteris）病逝，另一位教授帕登（Peden）亦将于翌年退休。一时间，两个重要位置空缺待聘。有鉴于此，早在一九四0年三月，悉尼大学评议会（the Sen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着手研讨两个职位的选聘事宜。是年十一月，委员会决定在英联邦范围公开招聘，要求应聘者得于一九四二年新学期走马上任。当时，欧战已进入第二年，不少学者应征入伍。在此公开招聘中，正在服役的他们自然处于不利地位。为了避免不公平竞争，更旨在预防野有遗贤，大学评议会责成教授理事会（the Professorial Board）遴选出两位候选人，一以学术造诣为准，而不论其能否及时到任。

　　遴选委员会由教授理事会的十一名成员组成，经济学教授米尔斯（R. C. Mills）主其事，成员包括时任“副校长”（Vice Chancellor）的罗伯特。沃伦斯爵士（Sir Robert Wallance），以及哲学和古典研究的几位教授。招聘启事按惯例在整个“英帝国”广为刊发后，总共有二十七人应聘。委员会从中预选出四位，以待最后确定两位。

　　这四位候选人分别是三十四岁的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时为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学院（即后来的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院长，拥有新西兰大学法学硕士与剑桥大学法学博士（PhD）学位，出版有研究欺诈的著作，一本题为《萨尔茫德论契约》（Salmond on Contracts）的专著亦正在作二版修订。第二位候选人是理查德。莱瑟姆（Richard Latham），三十二岁，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获得者，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院士。莱瑟姆如同前者，也是一位世家子。其父约翰。莱瑟姆爵士，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理查德当时正在服役，后不幸战死沙场。第三位候选人是同样正在服役的阿伦。布朗（Allan Brown），年方三十，获有牛津大学一等民法学学士学位（BCL，一种研究生学位），沃切斯特学院（Worcester）院士。此人同样是一位世家子弟，其申请获得了澳洲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后任首席大法官的欧文。迪克森爵士（Sir Owen Dixon），以及即将离任的帕登教授本人的强有力支持。

　　第四位入围者便是我们刻下要说的朱理思。斯通。[1]斯通与威廉姆斯同庚，其拥有的学位、发表的作品，包括与哈佛大学庞德教授合编的《法理学讲座大纲》（Outlines of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以及以往的教学经历和学术管理经验，使他在所有应聘者中名列第一。其推荐阵容亦甚可观。两位正式推荐人分别是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阿诺德。马克奈（Arnold McNair）和来自母校牛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布莱格（J. L. Brierleg），而提供推荐材料的亦包括庞德教授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