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学从业者来说，法学家与法律家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家是法律的工具，在他们看来，恶法亦法。而法学家作为一特定知识分子群体，乃法律的良心，不仅是实然的法理法制的阐释者与批评者，更是应然的法理与法制的呼唤者与捍卫者。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和容忍，作为现代人类天理良心的核心理念与最高价值，是现代性法制秩序与理想的人世生活的应然必需。法学家的使命正在于秉依自己的良知，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法理以为利器，批判性地检视现实的世俗法律，阐明其间的实然与应然，事实与规则，人生与人心，而一以营建合理的人间秩序与理想的人世生活为准绳为归宿。正是法学家的这一职业使命，天然地要求其与现实的政经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心存怵惕，而对弱势私权永怀恻隐，在世而不阿世，入世却又出世。而凡此一切人格操守的养成，殆乎以持守“以法学为业”的基本职业道德为前提为基础。[45]斯通一案所昭示吾辈者，不止乎此，而精要者则正在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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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一旦毕业，即如女儿出嫁，娘家底子厚，闺女自然中气足，但小俩口能否过好日子，最终还得靠自己。校友终生以母校为荣，母校更以他为荣，此乃上上之佳境。反之，虽娘家世族名门，自己亦终生将母校穿在身上当盔甲，无奈终不过一介酒囊饭袋，则唯一的贡献便是给娘家抹黑，劣品也！转进一层，若以《围城》“大学培养教授”与“教授培养大学”之歪例正用，则名校名师，如大树旺枝，荫庇子孙。晚辈若有慧根，正可占尽天时地利，一展风流，相得益彰。慧根欠明的中下才之人，亦常因此出身而得羽翼，收上佳之效。只是离不得那“位置”，一旦离开，则其学（如果还有学的话）也奄，其人也渺。设若体制配合，那“位置”就是挪不开，也就是说没有淘汰机制，则祸延非止一身，流毒殃及四邻，岂啻让天下士子瞧不上眼！凡此，皆源于“大学培养教授”也。

　　斯通教授执棒悉大法学院三十三载，堪称嫁引北美现代法学予南方大陆的冰人，更是开启悉尼大学法学院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不是悉尼大学“培养”了斯通教授，而是斯通教授嘉惠悉尼大学。任教悉大四年后，一九四六年，长期酝酿的宏篇巨制《法的领域与功能》出版，奠定了作者作为世界级法学家的地位。六十年代，三部曲《法制与法律推理》、《人类法与人类正义》和《法与正义的社会考察》[46] 相继问世，最终使他名载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行列。

　　身为一介书生，斯通“在理性的命令与人类情感的驱使下”[47]，锤炼其学术品格与人格。在父亲的葬礼上，次子约翰瑟。斯通（Jonathan Stone）曾说：正是愤怒、严格的学术自律和对于正义的追求，使斯通成为一介特立独行之士。对于人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怒，激发他从一个被侮辱被奴役的社会阶层，奋取世界级的学术成就。而正是严格的学术自律，与其满腔的怒火一张一驰，维护了学术的理性与谨严。[48]的确，综观斯通一生，如前所述，人类正义及其法律保障构成其学术思考的一条清晰的主线，是其超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的激情之源。在《人类法与人类正义》的最后一句，斯通以其特有的句式写道：“在正义与人类生活的任何意义上，一个阻止将正义作为一种充满困境、诡谲与挑战的难题而对之持续不懈地进行追寻与考问的社会，势必乃非人性的。”[49] 或许，正是因为这人世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不公之事，人间秩序下活跃着太多的不正不义之徒，才使得斯通氏们如此而且势必继续辗转反侧、锥心泣血吧！──从斯通教授任聘悉尼大学一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注释：

　　[1] 本文有关斯通的传记材料，主要采自以下三种：莱盎列·斯达：《朱理思·斯通：一个智识者的一生（Leonie Star， Julius Stone， An Intellectual Life）》（悉尼：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悉尼大学出版社合出，1992）；郑汝纯（编）：《朱理思。斯通纪念文集 （Alice Erh-Soon Tay， Julius Stone Memorial Symposium） 》（澳大利亚法哲学协会会刊，1986年第10期，页131-202）；A. R. 布莱克西尔（编）：《法律变迁：献给朱理思。斯通教授文集 （A. R. Blackshield， Legal Change： Essays in Honour of Julius Stone） 》（悉尼：芭特沃斯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