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检察一体应当尊重法定范围的检察独立。《日本检察讲义》称：“检察官是独任制机关，本身具有独立的性质。这对保障检察权的行使及绝对公正，不受其它势力操纵，以及检察官的职务行为必须直接产生确定的效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各国都在一定范围限制检察一体的影响，赋予检察官“独任制官厅”的性质。①上级行使监督指令权的方式必须尊重检察官的独立性，依照法定方式行使指令权。国际通行做法是：“主要是运用审查、劝告、承认的方法，行使指挥监督权”，以使“上级的指挥监督权和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 ②上级的指令权的内容要受到法定主义的限制。法律高于“上命下从”-对于违法指令，检察官有权拒绝服从。这是因为对检察事务的处理，是以每个检察官的名义进行的，检察官不能因上级的指令而卸除自己的违法责任。③法律赋予检察官对抗上级指令权的途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检察官的独立性及拒绝服从权肯定的程度和方式有所区别。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仅承认检察官的消极抗命权，如日本。是指检察官对于违法指令，可以拒绝服从；对于违反自己根据“良心与理性”而形成的内心确信的指令，可以要求上级行使事务承继和转移权。另一种则进一步确认检察官的积极抗命权，如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主要是指对刑事追诉行为，检察官可以不服从指令而自行作出决定。当检察官拒绝服从上级的指令而自行采取追诉（起诉、不起诉和撤回起诉），这一决定在诉讼法上仍然具有效力，上级检察官不能更改这一决定。法国刑事诉讼法还确定了“笔受约束，口为自由”原则，即检察官所做的书面结论必须与上司的命令一致，但在法庭上可以自由表达其意见。

　　（四）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与西方两大法系国家在理论基础、表现形式与实现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在理论基础方面，我国检察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监督理论，国家设立独立的检察权，并实行检察一体化，目的是排除行政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的干扰，并监督制约它们运行在国家法制的轨道上。在表现形式方面，我国检察一体化在外部受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的影响较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在内部主要表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领导全院检察官，部门负责人领导本部门检察官；检察官按照法律、规章制度和上级指令行使职权，独立性相对较小等。在实现方式方面，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检察机关的理论基础和宪法地位。上述方面在本文其它部分已经或即将论及，这里不再赘述。本部分重点论证中国特色检察一体化的必然性。

　　1、从国家宪政结构层面看，检察一体化是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分权体制与权力制约制度，是任何民主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要求。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行使立法权，有权监督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从而实现人民主权的统一。设置检察机关并授予其独立的法律监督权，目的即在于专门而有效地监督制约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行，保障国家法律能够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以克服权力机关监督的一般化、抽象化、虚无化的弱点。因此，中国特色的检察一体化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权力制衡的必然要求。

　　2、从检察权运行层面看，检察一体化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①宏观的法律监督需要一种独立性。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手段，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社会团体及公民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的具有法定效力的专门监督。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其广义而言，包括行使检察权的一切活动；而就其狭义而言，主要是一种以侦查、审判，以及执行行为为对象的诉讼监督。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法制的守护者，其监督行为必须而且只能以法律为依据。为此，必须保持检察机关及其法律监督活动的独立性和一体化，以实现其超然性、公正性、效率性与有效性。②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需要一种独立性保障。职务犯罪侦查行为是法律监督的必然内容和重要手段，是法律与权势、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对抗性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检察一体化才能保证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只服从于法律、只服务于根本利益。③公诉权的行使应当具有独立性。公诉权是法律监督权下的一项具有明显司法性的权力。它是基于对特定事实的审查所作出的判断，是代表国家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尤其是不起诉的运用是代表国家确定一个人无罪或因犯罪轻微等原因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本身就是适用法律并对案件进行某种实体意义处理的“司法行为”。公诉权包括不起诉权的司法性质，使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化成为公诉权正当行使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