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挑战自己的学术领域的边界，因此从经济学进入了文学，进入了社会学，进入了无穷无尽的社会关心的问题。他还不断挑战社会的传统禁忌，例如关于性，关于色情，关于道德教育的意义。他还不断挑战社会新生的禁忌-各种形式的政治正确，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批判种族理论，不论是解释还是后现代主义，不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他拒绝卷标，他始终如一地拒绝智识的停滞。他是法学的「浮士德」。

　　因此，尽管许多学者都指责波斯纳是功利主义者，甚至有人称波氏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把一切关系都货币化的葛擂硬，但是波斯纳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同尼采一样认为生活的一切都是挣扎和痛苦，并不存在什么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因此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和突破自己的过程，人必须在人生的苦役和虚无中创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相反，那些认为人生仅仅是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情感、希望、意欲的浪漫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最务实的人。确实如此。难道一定要到一个叫「前面」的地方去（《过客》）的鲁迅不是比「在剑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再别剑桥》）的徐自摩更具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吗？！

　　这是一种新型的法律人！

　　四。

　　1999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刊评选了100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当时的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现任斯坦福法学院讲座教授理查。莱西格（曾担任过波斯纳的法律助手）撰写了一篇极为精炼且很有意味的、题为《多产的偶像破坏者》的波斯纳简介，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全面、复合的法官、学者波斯纳。经莱希格教授同意和杂志社的授权，我将这一短文翻译如下，必要的地方我还加了脚注。

　　理查德。波斯纳，自一九八一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自一九九三年以来，一直担任首席法官。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却仍属最多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引证率可以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他的三十本书、三百三十篇论文以及一千六百八十篇司法意见[12]都是引证最多的；同时也属受批判最多之列。

　　人们称波斯纳为保守主义者，但真正保守主义者会质疑他是否忠诚（因为他怀疑原初意图论，批评反毒品战）。他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创始人，但他对法律经济学的影响非限于此。在这一运动中，他既是詹姆斯。麦迪森，又是亨利。福特[13]：他把一整套关于法律规则与社会结果关系的实用主义见解（规则如何影响行为；行为如何更能适应相关法律规则）都投入了生产，把这套方法运用于无穷无尽的法律题目，运用于一切，从合同和反托拉斯到宪法的宗教条款以及法官行为。

　　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前沿看上去很怪，但任何学科的前沿特征从来都是让常人觉得「很怪」，尽管这个运动的特征并不怪。也许，哲学家对法律经济学进路的基础会很气不过，但随着这一运动的成熟、挣脱了其早期的政治影响，法律经济学如今已改变了法律的全部领域。

　　如今，我们全都是法律经济学家了！今天的公司法和反托拉斯法已经令它降临之前的法学院毕业生「相见不相识」了；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也许受了很多管教，对法律经济学的简约论、反再分配的倾向疑心重重，尽管如此，法律经济学的见解如今已是常规科学。当年罗伯特。鲍克的《反托拉斯的悖论》第一版运用了许多法律经济学的论点（其中有许多都来自波斯纳），他嘲笑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反托拉斯法的教义；而到了第二版，鲍克就不得不承认-尽管还有点扭捏-最高法院基本上已得到拯救。但波斯纳厌倦常规科学。尽管他的《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如今已经出了第五版-涵盖了法律的全部地带，但波斯纳晚近的兴趣却还是挂在其边沿。

　　在过去的几年里，波斯纳写作的题目有些与性的规制相关，其中还包括一本有关爱滋病的著作。他还把经济学镜头对准了老龄化。他考察了引证率，努力测度了另一位非同小可的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影响。他还是「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一位中心人物，并就法理学、道德理论和司法行政管理问题有大量著述。在他一九九五年的著作《超越法律》中，他坚定确立了一个承诺，很可以抓住他的个性：没有单独哪种进路，包括法律经济学，能永久地捕获法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