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任何法律的程序性因素都是对有德者所制定的，对于无德者而言，再完备的程序也无济于事，于是，一种置于法律之外的力量的存在，就显得格外有必要，这就是法律的强制性。正因为如此，程序性在正的方面保障法律效力，而强制性却在反的方面保障法律效力；程序性是一种发自法律规范内部的、法律效力的日常机制，而强制性却是一种法律的正当程序受到干扰、甚至被破坏后的事后救济机制；程序性不论法律秩序遭破坏与否，都要坚持，而强制性在法律秩序未遭破坏时只是备而不用的机制，只有当法律秩序遭破坏之时，这一机制才能够被启用。总之，法律不应当总是给人一种强制的印象，然而，对于法律效力而言，对于法律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而言，没有法律强制性因素之保障，法律效力就会大打折扣。

　　四、法律效力与司法。

　　尽管法律效力是预先存在于法律规范中的，一般说来，司法活动只是根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所进行的一种法律适用活动。这在强调法典理性的大陆法系国家固然如此（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有所谓法院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之说），同样，即使在强调判例法律的英美法系国家，也照例如此。尽管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造法者，即真正的立法者是法官，而非议会，特别是在私法领域中更是如此。但是“遵循先例原则”这一法律传统也使法律效力与司法之间产生了内在的逻辑关联。那么，具体说来，法律效力与司法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我们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法是法律效力的实现机制。法律效力的实现，大体上即法律实效问题。严格说来，法律效力实现问题关联着多个方面：例如，普通公民和法人的用法行为、守法行为等是法律效力实现的日常表现方式。只有公民自觉的用法和守法行为，才能使法律效力的实现真正降低成本，使法律效力在主体的行为中呈现出流动状态；再如政府的执法行为，也是法律效力实现的重要方面。政府对法律的执行，乃是国家强制力量进入法律运作的日常形式。

　　然而，尽管法律效力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但司法却是法律效力的最后实现者。这是因为：一方面，司法权作为国家诸权力的组成部分，本身被置于诸权力的末梢部位。然而，说其被置于诸权力之末梢，绝不意味着该权力不重要，相反，它是国家权力运转的最后的闸门。因为司法权的启用，源自于两造的纠纷以及两造对纠纷解决的请求。如果说用法、守法及及执法行为只关乎或者主要关乎着法律的正常流动的话，那么，司法则是因为法律的正常流动出现了滞胀而被引出的，它的功能就是要排除法律运行中的滞胀因素。司法就是法律流动过程中的清道夫，法律运行之道路不畅，则意味着法律效力只能是法律给人们许诺的空头支票。可见，司法活动对于法律效力实现的基本作用。

　　另一方面，司法是人们纠纷的最后救济机制。两造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可以选择多种方式予以救济，其一是自力救济（私力救济），尽管在处理有关民事纠纷问题上，该救济方式具有相当现实的价值和实际的效力，但一旦涉及公法上的纠纷，特别是和刑事法律相关的纠纷，则私力救济往往以对公共规则和公共秩序的破坏为代价。因此，私力救济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即使在私法纠纷的救济机制中，私力救济的效力也相当有限。其二是公力救济，在公力救济中，既有行政的救济，也有司法的救济。相对而言，行政救济的权威性大大弱于司法救济的权威性，这既取决于法律在程序上的规定-司法权是有关社会纠纷之最后的救济权，也取决于司法权自身的职能-司法权的判断属性和救济使命。正因如此，当人们之间的纠纷经过了司法处理之后，意味着纠纷处理的使命便最终完成。既然某一纠纷处理使命的最终完成在司法那里最具有代表性，那么，司法之于法律效力实现的作用就不难理解。

　　再一方面，司法权的专门性和权威性也决定了它对法律效力实现的独特作用。我们知道，任何国家权力都和法律相关，不存在置于法律之外的国家权力，从此一般意义上讲，所有国家权力都关涉着法律问题，即在法律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力，这就是所谓权力的不可推定性。同样，任何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都具有权威性。从这一视角看，似乎突出司法权的法律专门性和权威性在逻辑上并不能成立。然而，和其他任何国家权力相比，司法权与法律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说其他国家权力在自己所分工的某一领域涉及相关的法律的话（当然，这只是在职能层面所讲的，而不是在权力来源层面所讲的），那么，司法权则是法律的全面的守护者。这就使得司法权之于法律，更具有专门性。恰恰是这种专门性，决定了在法律方面，司法权的判断和行政权等的判断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司法活动对于法律效力实现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