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　　　99个　　　　　　　第59名　　　　3.4

　　该表中显示，我国的清廉状况与较好的国家相比，排名除1997年比1996年有进步外是逐年下降的，但是如果与清廉状况较差的国家相比，也就是说从下往上数的话，排名是逐年上升的。这里面的主要因素是加入了新参加测评的国家，而新加入的参评国家大多数是落后国家，腐败状况相对较严重的较多，所以不能认为我国在国际上的清廉排名与下面的比有上升就盲目乐观。但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得分情况来看，趋势还是逐年上升的（除1999年比1998年退步0.1分，可以认为基本持平外），说明我国的反腐败努力还是有作用和有成效的，尽管作用和效果都不够明显，清廉程度上升速度还不够快。

　　国际透明组织还在1999年专门设计了行贿指数（BPI）来对19个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在海外的行贿情况，根据进口商的感受作出评判，并委托盖洛普国际机构（GIA）在14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评出分数。行贿指数也是10分制，10表示完全没有行贿，0表示行贿极其普遍和严重。结果瑞典得分为8.3分，为最佳，前三名是瑞典、澳大利亚（8.1分）、加拿大（8.1分）。而中国（包括香港）在1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得分为3.1分，最后三名是台湾（3.5分）、韩国（3.4分）、中国（包括香港）。[21]

　　而若按照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第3.34指标，不适当行为（例如受贿或腐败）的指标如下（该指标越高，则表明该国家和地区腐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加拿大8.25，新加坡7.84，英国7.11，中国香港6.45，美国6.15，德国5.81，法国4.71，中国台湾3.91，巴西2.80，日本和中国为2.67，意大利2.57，韩国2.55，俄罗斯2.36，印度1.74.[22]中国的腐败情况仍然较为严重。

　　以上国际组织的测评数据主要是针对国际商务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情况，起码也是受到这种情况的重大影响，反映一个国家的腐败全貌可能还不够全面和准确。而国内民众对腐败状况的认识和反映，则侧重于反映国内的腐败内容。这些年的各种社会调查均表明，腐败问题一直是我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且均认为我国的腐败已经处于严重的境地。

　　据1997年11月下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委托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实施的“城市居民对我国目前面临各种问题重要性的判断”表中所显示，“惩治腐败”成为1997年度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中选率高达65%，比位居第二的“控制物价”问题高出30.8个百分点。而在对各不同社会群体的问卷调查中，“惩治腐败”被所有的群体（包括“三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团”）全都列为第一关注，其中尤以“党政机关、社团”群体的中选率为最高，达72.3%.[23]

　　到了1998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由同一调查系统实施的调查，在“城市居民对我国目前面临主要问题的判断”表中显示，排在首位的仍是“惩治腐败”，中选率高达65.2%，比位居第二的“解决就业问题”的45.5%高出近20个百分点。显示这一问题仍是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而这一年对不同群体以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两个标准来划分获取的样本，包括初中以下、高中及中专中技、大专以上、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在内的所有群体，又不约而同地将“惩治腐败”列为首要问题，其中，尤以中共党员的呼声最高，选此项的达69.8%.[24]

　　1999年11月，“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中共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党员展开问卷调查，在“领导干部对1999年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判断”表中显示，17%的党员将“腐败”问题列选，排序仅次于“国有企业”（18.9%），以微弱差距列第二，而“社会治安”列第三（11.9%）。但是在同一调查中，按问题的严重程度排序的，则“腐败”以24.3%列第一位，而“国有企业”以23.3%列第二位。[25]而同年12月对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50位专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42%的专家将“腐败成风”列为“第一位的社会问题”，大大高于列第二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甚微”（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