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犯罪被害人中农民和无业者的比例(35.80%)。我国社会的经济，权力 ，赞誉三类工具性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社会流动性较小，这就决定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深层敌意 则根植于现行的社会结构，根植于连结人的多元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敌意的极端表达形式即是犯罪劣势群体往往以传统犯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现行规范，秩序和优势群体的敌意。他们在审讯中对代表和维护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有着最深的敌意，加之对审讯目的的否定，使他们对审讯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审讯者则是得益于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他们对传统犯罪嫌疑人也有着同样的感情，这就使双方从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刑讯逼供正是这种敌对状态的一种反应。相对优势群体(如警察)利用权力这--工具性资源，对权力、金钱、道德、知识都匮乏的绝对劣势群体(如农民)施加了强力。绝劣势群体因为缺少进入社会阶梯的资源而犯罪，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没有可能在很讲人情但阶层观念很盛的中国社会去结交警察，另一方面，也不足使审讯者由于畏惧将来的威胁而退缩。多元不平等导致劣势群体选择犯罪，而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鉴，他们连道德这唯一的资源也丧失了。刑讯逼供即是给嫌疑人贴上罪犯标鉴之后，对一无所有者的暴虐。

　　二、 经济原因

　　(一)刑讯逼供犯罪收益高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刑讯逼供更是审讯者利益权衡的结果。问卷统计表明：刑事案件平均破案率为52.21%，若不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率则下降到37.13%，下降15.08%(占总破案率的28.88%)。可见刑讯逼供的确是“破案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破案率是衡量一个警察部门、一个警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对刑警而言，某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没有更为便捷有效的侦讯方法的前提下，警察会冒险采用非法但有效的方法--刑讯逼供。这虽然冒险，但并不危险，因为(1)针对的是劣势群体，他们缺乏与之对抗的有效的工具性资源。(2)缺乏有威胁的审讯监督。在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阻力重重，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10%的被调查者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不适合中国国情”。(3)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安全”目的和线性结构决定了公、检、法在整体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要想让检察官，法官去追诉警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做到的。

　　(4)“刑讯逼供是为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益”这不仅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也被部分群众所认同。这是刑讯逼供者在“道义上的胜利”。这使得刑讯逼供犯罪难以发现和追诉，刑讯逼供犯罪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可见，刑讯逼供是一种高收入低风险的犯罪 ，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采用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