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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秩序(3)
www.110.com 2010-07-26 12:41

    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它的个别词语或信息,是与具体情况有关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编码仍然具有一定具体的对抗意义:不信任自由主义对普遍富足、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的辩护;怀疑现有的盈利生产会保护集体利益,特别是怀疑国内或国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腾飞的可能;厌恶新型的公司风格(如果说不厌恶公司文化的话,公司文化似乎时常使人着迷);或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深切地相信体系作为结构整体,既不可能按照虔诚的传统自由主义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乐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变。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编码仍然是对“体系”本身所持的固执且神志清醒的悲观主义的最高标志。这个体系制造社会悲剧,把社会悲剧作为其必要的副产品,它受无意识的、无法抗拒的本能的驱动走向战争的深渊。

    但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编码意味着权威、国家、警察;试图改变这个编码终会导致关于人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运用它的辩论。西方人现在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东方,人们不需要明确说明便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几乎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东方人更为感兴趣的是设计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会主义的僵硬干瘪的木乃伊形象,现在几乎成了新文学陈规俗套),许多寓言和形象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体系联系起来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用偶然性和辩证法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历史的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宁时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的话);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洗礼命名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分支:公与私。最近西方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也许在公司的西方(the corporate West)终结,在经典的意义上,我们不再会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或者私人空间--甚至用最时髦的理论命名和包装也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斯大林的含义现在更有意义;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种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事物;集体性、乌托邦、现代主义。甚至在媒介的雏形里,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的标志之一是:对于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乌托邦”一词自动受到贬值,像我们对“极权”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看法一样--虽然在有限的圈子里以及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斯大林最辉煌杰出地体现了乌托邦的冲动,认为斯大林的最深层的趋力、动机和规划是出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尽管人们偶尔和反常地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没有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能够容纳希特勒),这些看法现在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观点。不用我指出,乌托邦或者拉法格(Lafargue)所称的“懒惰的权利”是与强迫劳动和早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价值原始累积毫不相干的。在此,乌托邦的观点与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心主义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历史和事件必须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该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从伦理宗教开始,知识分子就偏好按照这种道德“统一体系”来考虑问题,即以唯心论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论体系在作出铁证般的解释之前,首先把事件转变成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论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历史“统一体系”的道德化的观点,不再把历史解释为偶然性、非连贯性、意外事故和辩证飞跃。这种历史“统一体系”在我们自己的似乎是后理想主义,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中仍然存在,一如东方的反乌托邦主义。

    在西方,一个霸权的哲学声称主体,中心主体已经完结死夭,而其它边缘或臣属团体却针锋相对地宣扬族群集体的认同,提供了“主体”(据说这个主体在个人程度上已经消失)的多种变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苏联的东方,个人主体自身首先建立不起来。(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告诉我,日语中的“我们”一词根本不需要被解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过中心主体。)在前苏联的东方,个性主义的缺席是以经典的哈巴马斯式(Habermasian)未完成的项目而经历的丧失和痛苦而展现出来的,同时受到梦魇式的斯大林集体躯体的加强。用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躯体不能独立存在”。正如伟大的苏联乌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所表达的那样,饥荒和内战的苦难促使个人躯体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蓄意的计谋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们的恐惧把集体的躯体捆绑在一起--当然很难不带偏执地说明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人们不同意奥威尔所作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解释。我已讲过,当前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衍生于西方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50年代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产主义作为修辞辩术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我认为,关于集体躯体的观点是比较有创新? 庖宓模?起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不是这样谈论问题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集体躯体的观点容易带有乌托邦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暗示--在此,乌托邦是褒义词,不含有东方和斯大林主义的贬义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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