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社会心理学或人类本性的讨论搁在一边，把音调降低到更为一般的心理常识的形式：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形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拥挤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获得个人或个人心理的私有财产。与我交谈的俄国学者很公开地表示了在反乌托邦主义观点或价值的背后来自经验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共鸣以及伴随他们的家庭和童年的深层潜意识以情感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算是政治或社会的立场，而是被（双方的）政治或阶级斗争调动起来的利比多机能。

    但是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会更有趣，预示更深刻的东西方的对抗，这一点我在下面将会谈到。美国式的聚集－－美国30年代巨大的集体危机类似于苏联的饥荒、内战和强加的集体化－－当然是大危机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大危机具有象征意义，对我们不仅意味着集体的聚集，也意味贫困化和物质的丧失。当30年代最终结束后，美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乌托邦时刻）和1947年至1948年的迅速发展，美国终于克服了物质短缺，许多新的战后产品进入市场，人们开始强烈地厌恶前10年的创伤。对集体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补偿是商业消费的个人主义，排忧解难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的物体。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不是人的本性：对消费的酷爱是随历史而演变的。北美的经验被物化，然后作为价值投射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抹掉其象征意义，转换成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特征。因此，消费成为“自然的”，60年代的后艾森豪威尔（postEisen hower）一代奋起反抗前辈的反集体主义，他们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体团结，而现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则是反对60年代的集体团结。当然，这种历史象征的模式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理解东方反乌托邦主义和恐惧集体主义的方式。
   我认为，当前东方或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的另一特征颇富有创建性，它与美学和现代主义有关：鲍里斯·格劳伊思（Boris Grovs）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艺术总体》（Gesamtkunswerk Stalin）中有系统地制定出这样一个立场。格劳伊思的见解出奇制胜、不无邪恶，对历史进行了有争议的修正，用使人惊讶不止的新颖的历史叙事取代了过去经常用来描述美学现代主义兴盛的陈旧观点。这个陈旧的分析方法区别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情和两个阶段，即20年代苏联文化革命的前卫现代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陈规标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在西方的人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相当于统治的好来坞和大众文化对视觉艺术中的伟大美学先锋的压制。事实上，较格劳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在她的论文中就已经对苏联艺术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见。克拉克认为苏联语境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即是大众文化。但是格劳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劳伊思单独挑出来，因为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整体似乎一致赞同这个立场－－认为这两个阶段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作为瓦格纳式（Wagnerian）的艺术整体是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延续。斯大林是马列维奇（Malevich）的真正继承人；马列维奇在精神的象征领域中用法令和独裁所达不到的事物却由斯大林在现实世界中的躯体领域（the realm of bodies）里实现了。西勃尔伯格（Syberberg）曾经说过，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整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被视为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规划的所有的独裁和乌托邦。政治犯监狱（the Gulag）成为真正的马拉梅式（Mallarmean）的《图书》（Livre）即人生经验大全，日常生活受累于美学和政治最终结合而产生的负担，那些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只能在战争或梦幻中经历这些经验。不管这个立场是否是后现代的，它显然暗示了对后现代时期所称的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的彻底批驳。让我们再一次看看爱德蒙特·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意图邪恶说的旧论吧：计划和策划引起伤害，人们应该使一切－－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意外的－－服从于无所不在的天才意志，天才意志是原罪，属于乔伊斯、齐达诺夫（zhdanov）、马拉梅、毕加索、舍恩伯格（Schoenberg）、叶索夫（YezOv）、维辛斯基（Vishynsky）、乌尔布莱特（Ulbricht）、格特伍德（Gottwald），和列宁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