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上讲，WTO的规则体系中存有许多例外，如保护环境的规定，俗称环保例外权。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这种环保例外权的行使往往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利用GATT/WTO在规定自由贸易的同时，出于对环保和不均衡考虑的例外，如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和规定不完善，一些发达国家在过份严格的科技标准化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绿色贸易壁垒，形式多样，涉及产品广泛，措施花样繁多。绿色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惨重，使发展中国家更加处于劣势，沦为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提供者，污染转移的庞大场所。

　　第二、WTO贸易例外权的规定不完善的原因

　　纵观GATT/WTO的历史，不难发现：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的贸易结果，1958年的GATT专家组的报告指出， 对初级产品的依赖和市场问题和现存的规则和公约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⑧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 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不得不为较少的回报出售越来越多的货物。⑨例如，美国汽油销售案（U.S.A. Gasoline Case），在绿色贸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借口下，旨在保护国内炼油企业，制定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时间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如，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的国家，遭受“绿色贸易壁垒”的出口货物已超过25%，约400-500亿美元，极大地削弱WTO多边贸易体制作用的发挥。

　　严格复杂的标准和歧视性达标不仅严重损伤自由贸易，而且一旦纠纷出现，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U）缺陷是程序繁杂，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纠纷解决，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之便，拖延时间，采取实用主义，让对方失去机遇和市场。首先，诉讼成本较高，须聘请精明强干的法学者，了解WTO的规则和对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的期望进行预测，其次，诉讼时间长，在GATT历史上，有的争端解决拖延时间长达5年。最后，即使胜诉，在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时，发展中国家难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难以抵偿发达国家不承担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应尽快建立快速争端解决机制（rapid disputes of resolution of mechanism）⑩第三、我国内国体制的原因

　　首先是政府和企业对反倾销调查认识不足，观念认识存在差距。例如尽管反倾销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便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并日臻发展完善，但在早期对我国来说它仅为一个概念而已。据统计，中国遭受的400多起反倾销诉讼中，有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企业并没有应诉。这种严重背离实际的制裁，一旦生效，将成为恶劣的事实，被其他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所认可，成为其他案件的事实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按照WTO反倾销规则的附件，如果主理机关向被调查方发出的调查问卷得不到答复或对方不配合调查人员提供有效证据，那么主理机关在“缺席判决”时，便可只依据控诉方一方提供的资料，即“可获得的最佳资料”11做出不利于被调查方的裁决。由于企业的消极反应助长了反倾销指控，而遭受指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使得企业更无力参与应诉活动，从而陷入一轮恶性循环。这种严重的不作为的方式导致中国的反倾销制裁在国际屡屡得逞。企业之所以宁愿转移产品销售市场也不参与应诉，除了相关人才不足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缺乏对反倾销的认识，仅仅盯着眼前的应诉费用，不考虑企业产品辛苦打下一片市场，不考虑失利之源，因而也便无法正确的制定相应的策略，使得一种产品接连遭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指控，反倾销的范围也由一种产品波及到相关的出口产品，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发起对华反倾销诉讼。在对待外国的反倾销的问题上，中国企业的不应诉，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应诉不利，进一步丧失实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