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束语

　　当前，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序幕逐渐拉开，与以往税制改革相比，这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应当坚持税收法律主义，税收法律主义不是形式主义的追求，而是税收关系中国家与个人的博弈规则的建构，因此，笔者反对简单地套用法理学甚至其他部门法的基本规范，主张对税收背后的利益关系进一步剖析。“在租税法中问题最大者为溯及立法”，[27]美国既得权利理论，一方面拓宽了溯及征税问题的分析视野，既有形式上的强度溯及问题，也有实质上的弱度溯及，另一方面提供了利益厘清和比较的工具，溯及立法禁止或允许的判断就应以这种利益选择为基础。税制改革中应当注意溯及立法问题，在新旧税收秩序的衔接中实现利益平衡。

    注释：

　　[1] 「日」金子宏：《租税法》，蔡宗羲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61页。

　　[2] 笔者认同“财政联邦主义”观点，承认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法”，不仅包括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通过的法律，还包括地方各级人大、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通过的地方法规。

　　[3] 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4] 刘隆享：《依法治税简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5] 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7页。

　　[6]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8] 张根大：《法律效力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9] Daniel E. Troy， Toward a Definition and Critique of Retroactivity， 51 Alabama Law Review， （2000）。

　　[10] 全称《1980年环境综合治理、赔偿和责任法》（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 of 1980，CERCLA），由于该法创设一项信托基金以支付尚待责任人归还的清理费用，所以又称舒坡尔基金法。

　　[1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8－230页。

　　[12] 在Calder v. Bull案件中，原告经遗嘱检验法庭（The Probate Court）裁定为一项遗嘱的受益人，且该裁定不可再审，但是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决议否定遗嘱检验法庭前裁决，并准许进行复审，而复审结果认定被告为遗嘱受益人。原告因此声称州议会决议违反宪法第一章第十条，属于溯及立法。

　　[13] Steve Selinger， the Case against Civil Ex Post Facto Laws， the Cato Journal，Vol.15， No.2-3。

　　[14] Daniel E. Troy， Retroactive Tax Increases and The Constitution， held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 April 15， 1998。

　　[15] Steve Selinger， the Case against Civil Ex Post Facto Laws， the Cato Journal，Vol.15， No.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