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的确定

　　“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而这些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62]“在正义这一基本价值中，又包含安全、自由、平等、效率这四大主要价值。”[63]同时，不论中外的税收经济学者或税法学者在阐述税收或税法的基本原则时，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原则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这两大基本原则。因此，笔者将“正义”这一法的基本价值名目在税法中的体现、即税法的基本价值名目确定为“公平”和“效率”；其中，又以“公平”价值为主。其原因，简单来说，主要有：

　　第一，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状态，体现出对税法的应然的“公平”价值的较多的非理想性，并已经深入影响到了税法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各个方面，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必要在此正本清源，还税法之“公平价值”以本来面目，并以此为“税法之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二，税法的效率价值是通过税法的效率原则来体现的，而税法学者通常在界定税法的效率原则时，实际上只是直接地采用了税收的效率原则，其对税法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不如公平价值那样直接和明显。通过考察其具体内容，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税收的效率原则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款金额之间的比率来衡量的：比率越大，国家征收的税款越多，在征收过程中的支出越少，税收行政效率就越高；反之则越小。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税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状况；其检验标准，在于是否使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税收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手中转移给政府的过程中，除了资源转移本身（此为税收的正常负担）以外，势必还同时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或生产者对生产要素的选择，由此而对经济活动产生干扰和阻碍，社会利益因此而受到削弱，便产生了税收的额外负担。税收的额外收益则是指当市场配置资源低效或无效甚至失灵时，税收的调节作用就得以发挥，从而进行干预促使经济正常有效运行。

　　由此来看，税收的行政效率更多地属于行政学或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而税收的经济效率则主要是指税收的宏观调控（法）作用；二者对税法学基本理论的影响远远没有税法的“公平价值”那样具有决定性。所以，本文将紧紧围绕税法的“公平价值”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