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调控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颁布的税法为基础，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税收调控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税法制约和调整因税收行为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每开征一种税，都要制定相应的基本法规，以便依法征税。税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违规处理等内容。税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但客观情况又千差万别，为适应纳税人的具体情况，税法又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免的条款。由于税种众多，税法具有多样性特点，同时国家还要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法进行修改、废除、重新制定。

　　优良的法律犹如优良的土壤，如果税法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基本切合，就能有效地规范税收行为，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美国政府就曾经制定税法、利用税收杠杆取得一定时期的成功，里根政府1981年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于同年3月和5月分别向国会提出了减税法案，1981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从1981年7月到1984年7月，采取了许多削减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预算支出的措施，“经济复兴计划”实施效果良好，198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兴景象，1984年底出现了较高的增长，而物价又十分稳定（注：参见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9—20页。 ）。

　　1992年以来，我国税收法制建设发展迅速，七届人大常委会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出台了《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等。税法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使税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税法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各个关键环节上起着积极的作用：（1 ）现行税法不会成为商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因素。税收是商品价格的成本因素之一，但我国税法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保持总体税负不变，从社会平均角度来看，商品成本价格并未实际提高，虽然部分商品由于税负增加而增加个别生产成本，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初步替代了原来的计划价格体制，税收作为提价因素会受到市场强有力的制约。（2）现行税法是抑制需求的有效武器。 税法所规定的以增值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的体系，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都是规范抑制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的社会集团消费的有力配套措施。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我国在1991—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竟高达40—50％，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必然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现行税法严格限定地方政府政策性减免税的权限，分税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1994年地方投资回落了2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是1995年物价指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注：参见陈纪瑜、曹志文《现行税收制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对策》，《财贸经济》1996年第6期。）。（3）现行税法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起较好的配合作用。1994年以后，中央银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一系列功效，现行税法功不可没，税法规定对包括贷款、融资租赁、金融商品转让、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全面、规范地开征营业税，对金融企业征收所得税，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等，对于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都起了较好的配合作用。

　　二、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立下了很大功绩，但所暴露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将越来越严重，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与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联度。

　　（一）税法体系不健全

　　首先，我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在税法体系中占母法地位的税收基本法，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关系的共性制度、基本制度就无法权威性地确立，单项税收法规的衔接性问题无法解决。而在西方国家大多制定了税收基本法，如日本1962年《国税通则法》，德国1977年《税收通则》，韩国1974年《国税基本法》等。其次，税法体系结构不合理。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来看， 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正式立法的只有3个，其余皆为国务院、财政部等有关行政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级次和效力均不高。第三，一些税种未经充分讨论就仓促出台，致使税收条例不详，细则不细，不得不断断续续制定大量的具体补充规定。第四，税法中存在着许多空白区，一些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税种如遗产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和社会保障税应早日出台，但目前国家还没有立法开征（注：参见林延敏、戴海先《论我国税收立法问题》，《财贸经济》，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