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30日，一份特急文件印发到各金融和经贸部门，这份《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使酝酿已久的“债转股”有了一个模糊的依据。9月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建材集团签署北京水泥厂债转股协议，由建设银行剥离给信达资产公司的9.7亿贷款债权转为股权，北京水泥厂在一夜之间免除10亿债务，又多出一个实力雄厚的资产  股东，这是我国第一次真正的“债转股运作”，债转股由此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债转股：下一招是什么？

　　从“拨改贷”到“债转股”

　　债转股就是银行把对企业的贷款债权剥离给管理公司，然后转为股权，由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东，行使对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它是我国产业政策的一个新转型。80年代以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建立在否定资本存在的理论基础上，认为社会的长期投入，只能动用财政收入，银行的职能限于结算和财政出资内。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只有18.7％，靠国家注入资金形成的企业自有资产却高达81.3％，这种局面不仅造成了企业资产结构不合理，资产利用率低，吃财政的“大锅饭”，缺乏活力，同时，也形成财政负担过重，后续投资无以为继，投资饥渴，为改观这种局面，从80年代开始，借鉴西方的负债经营，实行基本建设的“拨改贷”，在投融资政策上实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方针。但是，由于投融资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责任制的不明确，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干预，吃财政“大锅饭”的状况又转为吃银行的“大锅饭”。在企业资产扩张的同时，负债率和银行的贷款余额也在飞速递增。到了1995年，通过对近万户国有企业统计，企业实际资产负债率为83.3％，自有资本率只有18.7％，“拨改贷”前基本上倒了个儿，远远高于国际公认标准。这种过度负债的资产比例倒使企业困于偿债危机，生产投入无以为继，国家虽强调“优化资本结构”，但包括无力“补充国有资本”，资本结构何以优化？而对这种局面，结合地方政府“病急乱投医”，一时间“破产逃债”风行全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涨到30％，已超过警戒线。国家在这时提出“国有企业一年解困”的目标，不管是降息，兼并重组“开办银行制度”还是“封闭贷款制度”等都旨在支持企业融资，以求尽快解困，但企业低劣的业绩使银行借贷呈储蓄不断增加的局面，如既往的企业的收入早已被现有债务吞蚀，又借不到新债，生产无以为继，而由存款转化来的银行债权又  随便免掉，唯一的办法就是“债转股”。

　　“拨改贷”是将企业的自有资产转为负债，“债转股”明显将企业的负债转为自有资本，我们的产业政策似乎是兜了一个圈子。

　　“债转股”承载着许多希望

　　“债转股”终归是长期论证的结果，如今，以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为持股人，国家经贸委和人民银行为主管机关的宏观框架已经确立。北京、上海等地债转股实例也已出现，毫无疑问，一段时期内，经济生活将聚焦“债转股”。公众的期待是：还本付息的债本变为持股分红的股权后，首先是处于困境的企业获得了一笔不需要偿还和稳定的资金，这与上市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来，企业提高了负债能力和资金周转的灵活度。其次，企业通过债转股改变了股权结构，新的持股人的加入必将促使企业经营机制和法人体制的变化，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第三，不良债权转为股权后，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介入企业的经营，再通过资产运作，最终出售股权，收回债权，达到盘活银行不良资产的目的，比之银行既收不同贷款又拿企业无奈的现状确实高明；第四，债转股的总量在1.2万亿元左右，如此巨额的债权成为企业的资产后，可以增加企业的承债能力和可抵押资产，提高企业信誉，有助于促进融资，从而可以缓解通货紧缩的现状。总之，对于债转股，国家、企业和银行都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