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他称为“民主理论的产物”，另一种他认为“属于自由理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分别对应着法国和英国的学说，实际上代表着政治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它们仅有名称上的联系。”[6]在阿克顿看来，源于民主理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而自由的民族理论则“倾向于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因为它不想随心所欲地进行变革，而是谨慎地尊重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因为它服从历史的规律和结果，而不是服从有关一个理想未来的各种渴望。统一论使民族成为专制和革命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过大的最终限制。民族统一牺牲了私人权利，却受着各民族联合体的保护。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像一个共同体那样有效地抵制集权、腐败和专制的趋势，因为它是在一个国家中所能存在的最大群体；它加强成员之间的在性格、利益和舆论上一贯的共性，它以分别存在的爱国主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同一主权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当于国家中教会的独立。它可以维护势力平衡，增进结社，形成共同意见给予臣民以约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同样，它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集团，形成并集中起强大的政治意见和非主权者意志的义务观念，以促进独立的发展。自由鼓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提供了保护自由的组织手段。所有那些支配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皆是民族习惯多样化的结果，是私人社会的创造物。因此，在这些事情上不同的民族各不相同，因为是各民族自己创造了这些法律，而不是统治着他们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中这种多样性是一道牢固的屏障，它抵制政治超出共同的政治领域侵入受制于自发规律而非法的社会领域。这种入侵是专制政治的特征，它势必招致反抗并最终产生一种救治手段。”[7]“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一个验证。……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8]“对社会自由的不宽容是专制统治的本性，其最有效的救治手段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民族的多样性，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一个验证。”[9]

　　二 自由的民族理论的关键问题

　　自由民族理论的建设实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话与互动，核心问题是自由观念与民族观念的关系。

　　作者认为自由民族理论的建设关键在于六个问题：

　　（一）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

　　（二）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几个重要的问题是民族与人类的关系；社群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认同到承认：承认的政治问题。

　　（三）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

　　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共和派爱国主义。

　　民族国家中存在在冲突，即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10].

　　（四）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民族与法治人权的关系；

　　个人主义的假设：社群主义的挑战。个人与社会的平衡：社群主义的挑战以及自由主义的危机。个人-民族、国家-人类、世界。个人主义的不可缺少。

　　（五）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关系；

　　（六）民族主义与国际法，与全球化的关系。

　　伯林的自由主义对于自由民族理论的建设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伯林纵贯了俄罗斯、德国浪漫主义、英美自由主义等文化传统，受到犹太—基督教等诸文化的影响，乃提出了现代性问题中的重要的文化多元问题。而消极自由与多元价值，依作者的初步理解，可能是伯林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政治哲学核心问题的两个关键概念。伯林试图给自由主义建立一种多元论的形而上学。[11]价值多元观念的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即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都被实现的这种完美社会的理念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总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活一样，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敌对的善和恶之间的基本选择，此时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要导致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出现悲剧。“人们为之奋斗并有时为之献身的最高目标之间彼此不可和谐共存。……在上帝眼里，所有的文化在自己的时代和地域内都是平等的。完美的文明的概念即在其中，人类能够完全实现其潜能的理想就明显是荒唐的：不单是难以形成这种文明或者它在实践中不可能实现，而且它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和模糊不清的。这或许是对西方古典哲学最沉重的打击，因为完美性的概念-至少在原则上对于价值问题是可以得到普遍的解决-对西方哲学是极为关键的。”[12]世界的悲剧性冲突在于诸善之间的和谐之不可能。伯林严格地限制了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和社会向善论，拒斥人类会聚合于一种普遍文明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却是启蒙运动历史哲学的基石。启蒙运动的进化与理性两大观念在伯林这里受到严格的限定。格雷把伯林的由价值多元论引致的政治观称为“竞争的自由主义”（agonistic liberalism）。伯林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斯多葛派的和悲剧的自由主义，认为在那些具有内在竞争性的价值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任何选择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