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这三个法则乃根本法之根本，是宪法本身合法化的基本要素。它们既是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凭藉和最高法律效力的源泉，又是立宪、修宪、行宪的制约和指导，是宪法之上的法。这样的法则，即古人所谓不易之则，“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型之，万世传之”。这样的法则涵蕴于人类生活的日常规则，与其说要靠我们来制造或发明，不如说要靠我们来发现或叙述。这样的法则如何论证和阐发，表现着特定国家和文化的理论能力和哲学风格。这样的法则如何识别和实施，取决于特定国家和文化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安排。这样的法则叫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修辞策略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法”、“自然法”、“最高法”、“天法”，也可以称之为“客观规律”、“共识”、“基本原则”、“宪政观念”、“道统”、“天道”等。遵循这样的法则，便是古人所谓“法法”。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法律要确实居于权力之上，法律之上还必须有法。

　　根本法则乃宪法道之所本，道之所在。1982年宪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确认并规定了一些既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变迁，又行之久远、历久弥新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当初以1954年宪法而不以1978年宪法为修宪基础，说到底，是因为1954年宪法要比1978年宪法较好地反映了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的要求，体现了现代宪法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般特征。20年来，宪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有3次共17处修改，其中大多数修改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这表明，我们对根本法则的认识和表述，无论在实体内容方面，还是在抽象技术方面，都还在不断求索。

　　近年来，修改宪法的呼声不绝。当此之时，更应当对宪政原理探幽究微，对修宪主张慎之又慎。只有把握宪法之道，明了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宪法的；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不能改的，从而明确方向，分清纲目，既定元固本，又开拓创新。在改革和创新成为时尚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处理好定元固本与开拓创新的关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既要“观时俗”，又要“察国本”。宪法不仅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而且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进步提供更宏大、更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从而，借助法律的力量，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定不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表面上是要改什么，其实是要最终明确什么是不能改的，而且还要加固的。这才是真正辩证的改革哲学。如此看来，宪法之道，与其为变革之道，毋宁为不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