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同前引孟德斯鸠，第15页。

　　[7] 参见 [法]蒲鲁东 著 《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24页。

　　[8] 参见 James Tully，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3，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the empire of uniformity， pp. 58-98.

　　[9] 1986年第二次修正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33条和第35条规定了选举委托。 第33条规定，“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显然，代写是形式委托。第35条规定，“如果选民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 对该条文应当为，选民可以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而不是全权选举，否则选举权就成为可以让渡的权利，人们就无法防止选举权的地下交易。实证的观察结果可能发现许多违背选举法的事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原则的效力。

　　[10] 蒲鲁东进一步推出，所有权是同政治权和公民权的平等极不相容的，所以它是不能存在的。同注8，第224-225页。我想强调，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只有平等，没有严格的财产权制度，那么结果就是多数人对于少数富有者的剥夺和暴政。 [11] 在美国，法院曾经在一个案件中宣布一个重新分配方案无效，因为根据该方案，最大的选区超出数学上平均的选区人数2.43%， 法院接受过的一个方案是最大选区与理想选区相差0.086% .参见 Jethro K. Lieberman， The Evolving Constitution， Random House， 1992， p.361.

　　[12] 每一部宪法都必须达成两个目标，首先赢得权威，其次运用权威。英国宪法分为两部分，即尊严部分-激励并维护人们的尊崇-和效用部分-工作与治理。见Walter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ontana / Collins， 1976， p. 61.

　　[13] 列宁《论国家和法》，法律出版社，1960年，第二卷，第311页。

　　[14] 中国宪法学界曾经争议过宪法序言的效力，如果从权力体制的视角看，共产党领导毫无疑义是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其唯一的体现就在序言中， 怎么可以想象宪法序言整体上没有法律效力呢？否定宪法序言效力的主张无论从规范意义上还是从对权力体制的描述意义上都是没有基础的和不真实的。当然，共产党的领导权在宪法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也可以解释成宪法惯例。

　　[15] [德]马克斯·韦伯 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上卷，第246页。

　　[16] 同前引]马克斯·韦伯 下卷， 第278-281页。

　　[17] 按照职位分类理论， 职务是设立职位的基础， 两者有区别，本文交换适用

　　[18] [奥]凯尔森 著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本文所说的机构或机关是狭义上的概念，这种狭义上的机关/机构称为官员。

　　[19] H. W. 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fifth ed.， Clarendon Press， 1982， p.62.

　　[20] 同前引马克斯·韦伯，下卷，第258页。

　　[21] John Lock，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edited by Mark Goldie， pp. 127- 140.

　　[22] 转引自 胡鞍钢 主编 《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2页。

　　[23] 西部某基层地方设立派出所，但没有办公场所和设备，没有经费，最后所长“因地制宜”，对贩毒和吸毒者普遍罚款，终于使派出所能正常运作，但不久东窗事发，所长连同几个干警均被逮捕。

　　[24] 同前引胡鞍钢，第34-64页。

　　[25] 这种不信任态度，保留在《行政处罚法》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中，该原则明显把执法者当成老百姓的先生了，带有浓厚的训政色彩。《行政处罚法》这个立法传统来源于前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