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违背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障程序公正，实现实体公正的基石。“只有正当的程序才是使判决获得正当性的源泉”（注：〔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然而，我国现行民诉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法与平等原则背道而驰。首先，对于原告缺席的情形，按撤诉处理，正如上文所述，其立法本意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但事实上，这样做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原告一方诉讼权利的尊重，而严重忽视了被告的诉讼权利，破坏了攻击防御平衡的民事诉讼结构，从而损害了法律本身的公正。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当事人一方撤诉须经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是通例，但在我国，是否准许撤诉，由法院裁定，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思和利益。被告参加诉讼以及追求胜诉的权利是其诉权的重要内容，而且，被告为抗辩原告的指控而参加诉讼，在财产上、时间上和精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对诉讼结果有期待利益。假若原告为避免败诉而缺席，法院准予撤诉，被告的诉讼损失就无法弥补，其消极利益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从另一方面看，原被告平等的诉讼地位要求法律给他们以平等的诉讼权利。原被告平等的诉讼权利主要表现为相同一致或相对应的权利。原告有撤诉权，而被告却无对应的权利，这是显失公平的，同时也造成了原告通过缺席来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其次，公正原则要求同样的行为其效果应该相同，但我国对原被告相同的行为-缺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

　　2.在理论和实务上，把缺席判决看成是制裁手段，错误理解缺席判决的功能。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与不能正确看待缺席的性质有关。由于受前苏联民诉法理论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难以改变。在这种模式下，法官是整个诉讼过程的主宰者，权力泛滥；对当事人则过分强调诉讼义务，轻视甚至剥夺其应有的诉讼权利。有学者认为“当事人按时出庭，参加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开庭审理，这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义务。”被告缺席“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而且破坏了法庭秩序”。（注：宋朝武主编：《新民事诉讼法文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 页。）现在，外国民事诉讼法学家普遍认为当事人对整个诉讼程序起决定性的作用，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中立的第三方，站在争议双方当事人中间公正裁判争议。出席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缺席是当事人自己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而不是对国家权力的否定。有人错误地认为，缺席扰乱了法庭秩序，缺席者应受到制裁。因此在立法中不可避免地“民事诉讼刑法化”（PesmaTerielle wnd ofrrelle zlliprocesstra frecht）。 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者，可以拘传”。有台湾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观念上把民事被告视作刑事被告，与刑事诉讼法作相类似的规定。拘传民事被告，实有民刑不分之感。”（注：杨建华著：《大陆民事诉讼法比较与评析》，第121页。）这种批评是中肯的。

　　3.对缺席审理程序立法过粗，存在法律盲区。我国民诉法对缺席审理程序只规定了可以适用的情形，缺乏法律要件，未能对具体的审理方式和程序作详细的规定。正由于立法的粗糙，造成实务中出现大量的问题。办案人员对条件已经成熟的案件不敢适用缺席判决，通常是改期开庭或再次传票传唤，一方面不能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造成法院办案效率的降低。现行民诉法尽管对试行民事诉讼法中的“经两次合法传唤”改为“传票传唤”，试图避免诉讼的拖延，但事实上很少有法官仅采取一次传票传唤即进行缺席判决的情形。从根本原因上说，除了受旧立法的影响外，立法的疏漏以致可操作性弱必然会导致实务中的低效甚至偏差。由于缺席的情形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增多，各国的立法均对缺席判决作了详细的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专门列“缺席判决”一节，从第330条到第347条对缺席判决作了详细的规定。法国民事诉讼法则从第467条到第479条作了规定。美国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缺席”对缺席的登记、判决、 判决的撤销作了详细的规定。 而我国民诉法仅在第129条到第131条中作了极为简单的规定。（注：需要注意的是，第129 条规定“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实际上属于立法重复，因为被告的反诉是一个独立之诉，本诉的原告已成为反诉中的被告，被告的缺席当然要缺席判决，这在第130条中已明确做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