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检警关系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国内学者早有论述，但时至今日，中国的检警关系改革将何去何从仍未有定论，尚有许多争论之处。96年刑诉法修改以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中国得以尝试，但根据其后的司法实践看成功之处非常有限，由原来“流线型”构造或者“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形态向以“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形态的转变并未获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在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如何看待检警关系又是一个新问题。文本拟参考外国例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检警关系问题做一定程度的反思与探讨，希望能以此引起学界对此问题更加深入的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检警关系 侦查权 检察权 公正 效率

　　一、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检警关系

　　所谓“侦查权”，按照《诉讼法律词典》的解释就是：“享有侦查权的机关搜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缉犯罪人，以及实施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侦查权是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侦查权一般由警察行使，这是由他们的特征所决定的，警察的天然使命就是维护社会的治安和秩序，警察这个词从词源上说一开始就有秩序的含义，警察是国家暴力的垄断者，因此适合于追究犯罪、搜集证据和抓捕犯罪嫌疑人。当然，警察权与侦查权也有不同，一般说警察权力还包括某些与社会治安有关的行政权力，在某些国家，包括中国，侦查权的行使也并非仅仅由警察行使，但最基本的侦查权由警察行使则是世界的通例。

　　所谓“公诉权”，同一部词典里的解释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指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所享有的权力，在我国就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其职责时所享有的权力” ，它主要包括法律监督权，公诉权等等，但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主要内容，反应检察权的本质特征。公诉就是根据侦查机关搜集、采证的证据将犯罪提交到法庭上，并对指控予以支持，与辩护方对抗，以完成整个刑事诉讼的追诉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都有所提高，以及人们对警察滥用权力的担忧，导致了侦查与检察的职能区分，因此，侦查与检察的职能区分是必要的，但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审判中心主义”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司法最终裁决制度与控审分离制度 .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以审判为中心就意味着一切涉及到公民权利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都必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来裁决，并且这种裁决具有最终的权威性，一般不受任何法律外的审查，并且在刑事诉讼中解决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问题，公诉与审判应当截然分开，公诉旨在控诉犯罪，辩护方旨在做合法的辩护，主持听审的法官做出中立性的、公正的判决从而完成整个诉追程序乃是现代刑事诉讼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本要求。所以，对于惩罚犯罪来说，有效的诉追至关重要，因此也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诉机关，才能够有效的完成审前准备阶段的内容。一个相对独立化的、有力的和有效率的审前程序需要一种审前的权威，而在所有的职能划分中唯有检察机关最适合担当这一权威，这是因为：首先，法院或者法官在审前程序中依然是中立的，具有保障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犯的功能，这就决定了不能担当审前程序中的诉追中心；其次，辩护方不可能成为审前程序的诉追中心，因为这与辩护职能是格格不入的，辩护方的职责就是在合法的限度内为犯罪嫌疑人寻找一切可能导致其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和理由，由其担当诉追中心直接违反了职能区分的基本原则；再次，警察不适宜担当诉追中心，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警察权力特点所决定的，现代刑事诉讼是国家追诉，警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现实中看其对法律的理解并不深刻，是暴力的垄断者，对暴力的自我克制毕竟是有限的，这与法治的理性有内在性的冲突，加上现代诉讼的高度复杂性、隐秘性和犯罪对法律的高度规避性都决定了由警察成为审前程序的中心亦非上策。因此，这一职能也就落到了检察机关身上。相比而言，由检察机关成为审前程序的诉追中心有以下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