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被告人是否负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争议。对于该问题法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尚存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依立法规定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就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或称举证责任）。根据笔者前面对证明和举证概念和性质的界定可知，被告人是绝对不负证明责任的，这不能与被告人是否负担举证责任混同并用，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问题。那么被告人是否负举证责任呢？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论公诉案件或自诉案件，被告人均无举证义务即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更不能因被告人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以有罪论处。被告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不是法律义务，而是法律规定的辩护权利。因此在证明无罪上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其主要的理由还有：第一，被告人负举证责任可能导致“有罪推定”。“有罪推定”论，主张，只要被告人受到控告，就是有罪的人，被告人如要否定自己有罪，则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被推定为有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必须否定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以摧毁有罪推定野蛮残酷的封建司法制度。第二，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会导致“刑讯逼供被告人口供”。如果将举证责任推给被告人，就会强制被告人履行这一法定义务，让被告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有罪，把口供作为最好的证据，就势必使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刑讯逼供等各种非法手段收集被告人口供。这与我国刑事诉讼反对刑讯逼供和不轻信口供的立法精神严惩相违背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和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能轻信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以上说明我国刑事诉讼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不主张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我们同犯罪作有效斗争所必须坚持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不能理解为被告人就此负有举证责任。

　　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的例外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刑法第29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这一条文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财产或支出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时的举证责任。此对举证责任之例外的对于我国目前打击贪污、受贿之严重现象，进行廉政建设有其重大的意义。

　　（二）控诉方是举证主体

　　根据前面对证明责任等级性理论和举证责任移转性理论的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的举证主体的构成情况如下：其一，公诉案件中：在立案侦查阶段，由报案人、控告人或举报人负担举证责任，即由他们在报案、举报时负担向立案侦查机关提供反映犯罪事实发生或有关犯罪嫌疑人情况的证据材料，而充当举证主体。犯罪人自首的案件，则自首人必须向立案侦查机关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提交有关的证据材料而成为举证主体。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侦查机关包括公安、安全机关及自侦案的检察机关等负担举证责任，即侦查机关负担提交侦查终结的，并认定应被提起公诉的，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材料的责任，而充当举证主体。在审判阶段，由控诉机关（检察机关）充当举证主体向终级证明主体负举证责任，即检察机关就提起公诉案件承担随案提供案卷材料的责任，成为终级举证责任主体。上述仅就我国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由谁充当举证责任主体作丁简单分析，因为在理沦和实践中这些举证主体的组成人员，都没有什么争议。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就负担举证责任的举证主体的构成人员争议的焦点是人民法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而成为举证主体的问题；就此问题，前面（在人民法院、被告人是否负担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部分）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人民法院和被告人均不负举证责任不是举证主体（“非法所得”案件被告人负举证责任为例外），在此不再分析。那么辩护人是否负担举证责任成为举证主体呢？笔者认为，辩护人和其所代理的被告人同属辩护方，其举证行为源于辩护权，故不应负担举证的法定义务，不是举证主体。其二，自诉案件中的举证主体只能是自诉人，其在提出控诉主张时必须向审判机关负担提供证据说服主张成立的责任；即提供被告入侵犯其合法权利，并且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材料。还需要注意的是，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作为控方也是要负担举证责任充当举证主体的。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主体和举证主体都是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