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国检警关系的现状使得检察方的控诉、判断正确性降低。检察机关的控诉、判断是建立在充分的侦查证据基础之上的，现在警察机关搜集的证据可利用率不高，质量低下，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判断实难正确。在我国，检察机关不参与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其判断就是建立在警察机关搜集的犯罪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等等基础之上，本身已经有了局限性，加上对于非法证据的判断也难免出现错误，直到辩方在法庭上提出其合法性时才发现此证据违法，不能使用，就将使控方自我陷入被动的局面。

　　鉴于中国检警关系设计上存在的诸多缺陷，我认为我们应当对其进行构造上的改良，但这一改良不能仅仅在检警二者之间进行，并且单纯的检警一体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存有诸多困难，而应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其视角，站在整个刑事诉讼的构造上，通盘考虑，努力建构一种以司法抑制为基础，以检察主导侦查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模式。也就是说要建构一种公检法三机关加上辩护方等主体的良性关系，唯有此刑事诉讼的目的、价值、功能才能有效的发挥出来，单纯的讨论检警关系有犯只抓局部不看整体的哲学错误的危险。因此，必须对整个审前程序进行彻底的改造，尽快建立一种以公诉为中心的良性的审前程序，反应在检警关系上就是检察主导侦查，司法对警察与检察机关的共同抑制上。当然这种主导的同时应当克服检警一体的缺陷，给予警察机关一定的主动性，减少抱怨的产生。

　　不久前，很多学者和实务界人事提出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方案，所谓检察引导侦查就是指检察机关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及时介入侦查机关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帮助侦查机关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引导侦查人员围绕起诉指控所需，准确全面的收集和固定证据的侦查监督活动。 并指出这一“引导”方式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经验的产物也是检警一体化模式的需要，由对侦查机关原来的事后监督、软监督变成一种积极的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要实现对侦查机关的有效监督，检察机关就必须积极参与侦查活动，引导侦查人员依法取证 .

　　然而，我认为检察引导侦查虽然是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思考中国的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检察引导侦查最多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中国目前司法体制已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对司法改革既不伤筋动骨，又要切合诉讼规律的一种尝试。我认为这种尝试最多具有暂时性的意义，并不是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我们建构的检警关系不能以此为满足。对于检察引导侦查的改革我试做以下评析：

　　1）、如果依然是软监督，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的监督如果没有任何的强力，这种改革有可能陷入有名无实的游戏，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中去。当前我国刑诉法中并不是没有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比如立案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因为缺乏保障机制，在实践中变的有名无实。检察机关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如果仍然有立案怎么办？如何解决？现实中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的原因，目前在中国公安机关的权力非常之大，所受制约少并且制约有效者就更少了，这更加加剧了公安机关的守法、依法行为的难度。因此，可以说没有对侦查有力的监督和保障机制，学者们所探讨和希望的所谓检察引导侦查只能是海市蜃楼，不可能实现的。

　　2）、如果引入了强力的保障，这与检察“引导”侦查之名又难于相协调。比如，对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警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如果拒不服从，检察机关有人事的奖惩权，这样就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强力，办案警察不服从就会受到惩罚，但这又难以称之为“引导”。所谓引导就是指引、疏导之意，这个概念本身与强力无关，或者说引导本身并不带有强力的痕迹。只要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具有这样那样的强力，就不能再称之为引导，而应当是“主导”，而这已经走向了一定程度、但确确实实的检警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