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

　　“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一般情况下，讨薪1000元需要付出综合成本至少3000元。这还是保守的计算，依据调查的典型农民工案件，每个案例的维权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报告执笔人肖卫东说。

　　根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的成本。

　　有专家评价称，这份是一份十分“写实”的调研报道，对农民工讨薪维权成本调查，其用意不仅在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勾勒出农民工维权步履维艰的现实困境，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为了破解农民工欠薪难讨的制度症结。

　　佟丽华在其撰写的《和谐社会与公益法——中美公益法比较研究》一书中对此评价说：“如果公益法律组织对相关领域问题确实有很深研究，能够提出很多具体、可操作性意见，其意见很容易得到立法官员、政府官员的欢迎。若是泛泛而谈，只是指责，没有实践和自己的解决的建议，这些都是很难被采纳。”

　　此外，由于法律制度差异，美国更多的是通过诉讼推动制度改革，而中国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国内法官只能依据现存法律审理案件，由此佟丽华建议公益法律组织应该关注立法工作，以专业的知识和务实的态度积极推动立法改革。

　　“推动立法不是不可能实现，更多的是怎样实现的技术问题，肯德基案件是我们关注国内劳务派遣制度的典型案件，这场官司直接导致肯德基取消了在中国的劳务派遣制度。”佟丽华说。

　　资金和人才难以逾越的“坎”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公益法律组织的主要资金都是来自国际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妇女法律服务和研究中心设立之初，其资金就来自于福特基金会。

　　目前，在国内公益法领域开展资助项目的基金有福特基金会、中国—欧盟法律和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小额人权项目、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和亚洲基金会等。

　　资金决定着一个公益法律组织能否维持和健康发展。“当初创建‘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用的是自己和同事的个人资金，原先设想一边做律师赚钱、一边发展公益事业的模式很难执行下去，一度靠举债维持，2001年的时候得到了福特基金会资助。”佟丽华对于“缺钱”的感受仍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