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昆明市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市内所有学校的班主任在班上发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员”，收集校园暴力、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活动情况等信息，以供公安机构与教育部门全面掌握校园动态。

　　这是又一个让人“开眼界”的做法。去年，甘肃省凉州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曾让小学生监考，抓出几十个“叔叔”作弊，昆明有关部门的这一做法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凉州区是明明白白让小学生当“监考官”，虽然未成年的小学生面临“执法风险”，但好歹还在阳光之下，而这次，有关部门则是让未成年的学生去当“卧底”，去干“线人”的活，要盯梢、要告密，任务更为艰巨。

　　也许有关部门可解释说，这是为了给青少年学生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出发点相当之好”，可是，无论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任何一个角度看，这种让学生做“卧底”的方法，都是极为荒谬的———从教育学角度看，这是严重的反教育，不利于学生人格成长，而会在把学生培养为“告密者”的过程中摧毁人格;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做法会让学生心理扭曲，互相猜忌、彼此提防，陷入焦虑;从社会学角度看，应该给予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却让孩子处于更危险的社会环境中———看过港台影视剧的人，或都见识过线人的“下场”，当然这有夸张的成分，可是，如果“不良青少年”知道自己被某个“小信息员”盯梢、检举，这个“小信息员”将从此面临“不良”的严重威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安排未成年人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上述做法已然违法。

　　笔者在这里不想再探讨其显而易见的荒谬性，而要分析这种既违法又不合理的做法，为何却可大大方方进入校园呢?为何没有学校根据基本的教育常识加以拒绝?为何没有家长提出反对?

　　有关部门可以发通知，直接要求学校班主任做什么，而无论对错，学校都得执行，这是典型的中小学没有校本管理自主权的表现。假如中小学有办学自主权，学校依照章程办学，完全可以以政府部门的要求违背学校章程的规定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不顾学校的反对，而采取各种措施要求学校必须执行，学校则可依据相关教育法律法规提出申诉，追究政府部门干涉学校自主权的行为。遗憾的是，虽然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拥有教育自主权，但由于学校一无人事权，二无财权，校领导的任命、学校的办学经费均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因此政府部门的通知、文件，在学校里如入无人之境，这导致办学频遭行政干涉，一些政府部门在出台规定时，根本不把教育法律法规放在眼里;一些政府机构在“征用”教师和学生时，根本不考虑这是不是影响教育教学。

　　对于有关部门的做法，教师不是没有意见，家长也心存不满，可是，在学校里，有哪一个机构可以把教师的意见反映出来，去为教师争取利益呢?又有哪一个机构可以代表全体家长，实施对办学的监督呢?在当前的中小学里，普遍没有这些组织和机构，因此，在办学者(学校的校长)面对学校的举办者(政府部门)是弱势者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办学者和举办者，就更是弱者，即使牢骚满腹，也只有忍气吞声。

　　如此“政府部门-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关系，使学校办学很难坚持办学规律，与此同时，教师和学生群体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在这种关系框架下，政府部门越是发通知、文件去“建设良好学校环境”，就越发加速破坏教育环境，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实乃南辕北辙。

　　这种病态的关系，已成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拦路虎。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在中小学，要完善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引导社区和有关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等等。

　　但很明显，知易行难。昆明有关部门的做法提醒我们，改变政府部门“管理”、“指挥”学校的思维，仅有道理的认识还不够，必须真正建立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赋予教师和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的权利、保障教师和学生权益的基本管理制度和问责制度，以此制约政府部门的行为，这才能杜绝荒谬做法进入校园，贻害教育与学生。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学校领导、教师和家长，对有关部门的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那么，这只能说，在长期的教育管理模式之下，教育意识与公民意识已经淡漠，办学者和教育者、受教育者已不知基本的教育常识和法律常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由此显得更加紧迫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