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霖：我想可以比较放心地从这份报告中得到这样几个概念：

　　第一，就是从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国企改革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实行股权多元化的方针之后，国企改制的步子确实是加快了。因为报告的数据显示，最大量和最集中的改制都是在2000年-2003年完成的，也就是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之后几年内。

　　第二，就是我们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成果是比较大的。因为数据显示，改制后国企变为混合性股权结构的状况非常普遍，即便仍然是政府做第一大股东的企业，也都吸收了其他很多非国有的成分。

　　第三，就是国企改制后整体的效果是积极的。首先，至少没有数据显示改制反而导致了企业效益的下降；其次，从改制前后的销售利润率来看，改制效果总体上是比较积极的。

　　至于不同改制模式效果的比较，报告中得出民营企业接管国有企业这种改制的效果最好，这个结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也符合实践中大家的感觉。但报告得出，管理层控股的企业改制效果仅次于民营企业，我认为这个结论的可靠性比较低。

　　《经济观察报》：这个结论有什么问题？报告中对于一直以来争议比较大的管理层收购、国有资产的流失状况以及改制的公开公正与否这些问题的结论，您怎么评价？

　　张春霖：报告显示，管理层收购和职工持股的方式在所有非国有控股的改制模式中占到一半甚至更多的比重，这个比例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报告得出，管理层控股企业的改制效果是仅次于民营企业的最好的改制模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是可靠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主要考虑两个理由：

　　第一，样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是职工持股会，就我所了解的实际情况看，很少有职工持股会真正控制企业的情况。很多这种企业事实上是由企业的管理层掌握控制权的，而不太可能是由职工持股会来掌握企业的具体经营的。这个感觉是不是符合实际，从报告提供的数据得不出可靠的结论。如果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在评价管理层控制的那些企业的绩效时，就要把第一大股东是职工的那类企业也加进去，而这样一来管理层控制的企业的绩效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好了，因为报告数据显示，职工是大股东的那部分企业的绩效是比较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