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也一贯持此种态度，最高院民四庭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第一条规定：“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综合考察当事人住所地、登记地、主要营业地或营业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等诸多因素”。[7]但是依据法律解释的同类规则，集合概念中列举的一些种类的事务，其未尽事项的扩大解释应当限于与所列举的事务属于同类。[8]虽然对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是否有效没有规定，但是选择第三国准据法且选择第三国法院管辖显然不是具体、实在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与以上列举事项并不同类。

　　(三) 有利于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关于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除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明确否认外，大多数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态度是权衡国内贸易和航运的利益轻重后，在基本肯定其效力的基础上又施与种种限制。我国是一个航运和贸易大国，据据《联合国贸发会2005年海上运输回顾》的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的贸易份额占全球百分比是6.2%，商船吨位占全球比例为6.8%，[9]可见，船货双方的利益都很重要，基本上应该给予同等保护。在基本肯定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以取得其它国家法院对我国航运企业提单中国法院管辖权条款承认的前提下，也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以保护国内货方的利益，因为货方为了一笔不大的索赔遵照提单管辖权条款去外国法院起诉的话，面对的是陌生的法律和环境、高昂的诉讼和交通费用、判决承认和执行上的周折和不确定等，这种情况下货方大多数情况下会被迫放弃诉讼。一概承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显然不利于国内货主的利益，实践中也极少有国家采取。以第三国法院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排除第三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对提单管辖权条款给予限制、方便国内货主诉讼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和办法，没有理由应当抛弃。由于第三国法院与争议一般无利益纠葛，一般也不会以对等原则予以报复，即使如此，由于中国海事法院的影响力等因素所致，外国船公司提单约定中国法院为第三国法院管辖的情形是很少见的，这种担心就纯属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