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害犯的规定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提前介入
　　《厦门市重点区域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环境影响评价》简本一出，许多民众不理解，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不启动司法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一家失去基本诚信的违法企业，为何无须承当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和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1）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2）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3）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然而，现实情况是，环境污染是一个量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污染常常是透过广大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经过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以后，才逐渐形成或扩大的。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并不会因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生态环境中持续作用一段时间。倘若严守传统犯罪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势必因证明的困难而将部分生态犯罪漏出法网。况且有相当一部分生态犯罪侵害的是全人类，并无具体被害人。[7] 而确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关健问题，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司法机关当然也就无法启动司法程序。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因此，预防和保障功能是刑法的基本功能，通过刑法的威慑和惩戒可以促使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危险结果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责任感，降低发案率。因此，在立法上增加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规定，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指引作用，使违法者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使司法机关能有效地行使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自然生态环境。
（四）我国刑法处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设计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不乏对危险犯处罚的条款，许多罪的犯罪构成都不要求有实害结果。如第116条投放危险物质罪、第330条妨碍传染病防治罪等等。这些危害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权益所处的危险状态，并不一定比某些危害环境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环境权益所处的危险状态更加“危险”，其社会危害性，也并不一定比某些危害环境行为所足以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因此，在现行刑法中增设惩治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危险犯的条款，是对现行刑法的发展与完善。同时，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虽然各国的环境问题有程度上、形式上、时间上的差异，但在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展过程及治理和预防方法上却有着极大的相通性。在惩治环境犯罪问题上也一样。因此，适当地借鉴国外有关处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也是必要的。从世界各国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上看，实害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环境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如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只要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足以对人的健康和财产造成危害，就可以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