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关键在于落实对《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等有关规定，我国法律在对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利益的保护方面，规定得比较全面，这里不再赘述。

　　四、关于新修订的婚姻法的检讨及立法建议。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为解决夫妻财产方面的争议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但笔者认为这次修订仍存在许多不足，令人深感遗憾，现略述如下：

　　1、共同财产规定得很不周延。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此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者都是口袋型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立法者本意可能是避免不能穷尽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范围而有意为之，岂不料留下更大的法律空子，更可能引起法律适用混乱。这一点，我们的邻国日本规定得比我们清楚得多，也爽快得多：“夫妻间归属不明的财产，推定为共有。”①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

　　2、夫妻财产契约的签订必须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有违社会之公序良俗，婚姻法对此有所疏漏。

　　实践中，夫妻之间的一方可能凭借其优势地位，或者诱使、利用对方的无经验，签订不公平之协议；或借财产协议规避债务。法律应对此作出规制，而我国法律恰恰缺乏相应的规定。或许立法者以为这是不言而喻之意，但往往是一些社会常理，法律不规定就会产生歧义，比如说丈夫是否享有生育权问题，配偶权问题，就是因为法律规定不明而产生。

　　3、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

　　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虽然该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笔者以为，该约定毫无公信力，根本不足以对抗第三人。由于书面约定，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无公证机关的介入，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于此，善意第三人利益不应因此受损，根据法律最终之价值取向，将不得不以牺牲该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在与夫妻任何一方发生交易之时，第三人的债权可向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债权。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法典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我们应该借鉴。

　　4、与前一问题相关，夫妻财产制度缺乏协议变更程序。

　　由于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那么，当事人当然有权利对夫妻财产协议进行变更。遗憾的是，我国婚姻法对此规定竟付之阙如。发达国家对此都有规定，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对财产契约作任何更改，须具备前述签订财产契约的条件，并且必须以书写在婚姻财产契约的原本之后，才能对抗第三人。

　　5、婚姻法未规定别居制度，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成为不可能。

　　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夫妻的财产分割必须是以婚姻关系破裂为代价，这就掐断了当事人选择的余地，实践中，有的夫妻仅只想进行财产方面的分割，而不想婚姻关系破裂，走向离婚之路，但我国法律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在这方面应值得检讨。

　　（二）、立法建议

　　由于婚姻法刚行修改，再进行修改不可能，但却可在与之不相冲突的婚姻法实施细则或在以后民法典亲属篇的制订中加以完善，具体说来可以作以下几方面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