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遗嘱或赠予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接受赠予所得的财产，如遗嘱或赠予合同写明了遗产或赠予财产只归夫或妻一方的，应认定为夫或妻的个人特有财产。这是一项新规定，它与我国的《继承法》及《合同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理论是吻合的。我国《继承法》的遗嘱继承中，允许被继承人将自己的个人所有财产用合法遗嘱的方式指定由继承人中的某人或某几人继承，亦可在继承人之外指定遗赠继承人继承自己的财产，还可与他人订立遗赠扶养协议，而被继承人指定谁继承自己的遗产，这是被继承人完全凭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财产的合法行为。如果被继承人在遗嘱中明确遗产归夫或妻一方所有，婚姻法又通过婚姻把这些财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这就违背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等于变相改变了《继承法》确定的法定原则，变相改变了遗嘱继承中确定的继承人范围，而干预了被继承人依法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在赠予合同中，赠予人已指定受赠人接受赠予的财产，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亦违背了赠予人处分自己财产的真实意愿，也与赠予合同成立的法律规定不符。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是指供夫或妻一方个人生活专门使用的，具有明显的个人性质的生活用品，这些个人专用品一旦脱离专用人，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如衣服、首饰、鞋帽等。在审判实践中，对一般个人专用的生活用品归个人的原则一直适用。在本法修改过程中，有专家提出价值较大的个人专用品作为个人财产不合理，应作为共同财产，但是条文对“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没有把“价值较大”的排除在外，因此，对个人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即使价值较大，仍应认定为个人特有财产。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应该从严掌握，对于不是用于个人生活，而是用于价值收藏等价值较大的财产，就不能仅仅因为财产本身的男、女款式而认定为特有财产，如女方收藏的大量女式钻戒等。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对这个灵活规定，是除了上述规定的几种特有财产外，还可能会出现其他未列明但又确实应认定为特有财产的情况，它可以填补列举式立法与现实存在之间总会有距离的不足。

    特有财产制完全体现个人的价值，彻底保护个人的权利，尊重个人的意愿。适用特有财产制的效力时还应注意，特有财产所有人虽然对各自保留的特有财产享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以及权利不受他人干涉。但如果在夫妻共同生活中所支出的费用过大，用共同财产尚不足支付时，法律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扶助的义务，夫妻必须用各自保留的特有财产支付夫妻共同生活中需要的费用。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夫妻财产制度中的充分体现。

    我国新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该条文是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是新增的条文。

    我国1950年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少有人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私有经济成份的鼓励政策，家庭财产越来越丰富，个人财产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约定夫妻财产归属的出现并逐渐增多，为适应这一变化发展，我国1980年婚姻法确立了夫妻财产约定制，但当时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制的规定过于原则，不好掌握。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规定“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从而明确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约定方式和无效情形，解决了当时实践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近年我国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夫妻财产状况日益变化，原来的规定也不利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法律原则的贯彻。因此，在本次婚姻法修改中将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问题单独为一条立法，比较明确地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约定范围、约定条件、约定内容、约定形式、约定效力、约定后债务的清偿等一系列问题，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明显地提高了夫妻财产约定制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完善了约定制度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