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死者。无论是侮辱、诽谤，还是其它行为，要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名誉权的特定侵害对象，也就是说实施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指向死者，才能构成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这里的指向并不限于指名道姓的侮辱、诽谤死者。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行为使社会一般人可认为指向死者，尽管行为人未指名道姓也可认定指向死者。

    如果行为人的言词是含糊的，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指向特定人。笔者认为应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言语是否指向特定人。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指向死者时，因其主观上无过错，比如行为人与死者生前互不相识，无法意识到死者的存在，此时，行为人的言语就不会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死者的形象、语言、行为特征。且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死者的名誉，而仍然实施侵害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的对象。

    （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旦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不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则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在已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时，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状态也是有意义的。

    在民事领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责任范围的确定有一定的影响，如行为人故意侵权，则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而在过失的情况下，则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2、对死者生前身份不同，在保护其名誉权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许多国家对于名誉权的维护根据主体等身份不同，从法律上给予区别对待，比如对公众人物、社会名流的保护就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限制。在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监督权，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民，就得接受民众的监督。我们如果要求社会舆论时时处处客观公正，其结果往往使社会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有侵害名誉之忧，而不敢发表意见，这样只能弱化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不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因此，针对死者生前的职务行为进行评价，同样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对公务人员的名誉保护不同于普通公民，在范围上和程度上应作出必要的限制，那么对其死后名誉的保护，同样也给予必要的限制。法律上允许他人和后人对死者生前功过进行评价，只要这种评价不是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死者的名誉，这种客观评价就不构成侵权。